经济腾飞路(103)_李光耀

一〇三

　　有一位法国总理相当能干，那就是率领戴高乐派政府跟社会主义派总统密特朗并肩治国的爱德华。巴拉迪尔。之前，在不同场合我们有数面之缘。他的外交顾问曾经担任驻新加坡大使，跟我是朋友。我知道巴拉迪尔相当有本事，因此对于他竟然会有卜些古怪的贸易理论感到惊讶。他在办公室当着记录员的面，详述他的理论——什么自由贸易开放政策只在两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之间行得通，否则在条件相异的情况下，可能产生被人操纵和不公平的竞争。他举例说，再过10到15年，来自中国、中国的台湾和韩国的竞争，将导致法国纺织业的没落。我不赞成他的说法，反驳说任何一国若要保护国内的工业，非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可。公司纷纷遵循环球化发展路线，是科技突飞猛进，尤其是在环球通讯方面促成的局面，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司从一个国家找来材料，从另一个国家雇用劳工，在第三个国家设厂，在第四个国家销售产品。

　　虽然他大致上同意我的观点，却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惟恐公司一把工厂从法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就要面对失业。他赞同经济竞争应该诚实公平，并不忘指出日本汽车制造商没有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因为他们具备某些优势。这样的解释出自一个才智出众的人口中，我觉得不可思议。

　　希拉克也向我阐述了类似的论点。1993年底，他在新加坡跟我会面，当时他是巴黎市长。他在东京看过我于同年10月在朝日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内容，认为我所提出的欧洲保护主义论点荒谬无稽。他说欧洲是世界上关税最低、最开放的市场。他辩驳说，真正的保护主义国家是日本和美国，因为欧共体委员会不肯放弃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而怪罪法国，或怪罪该委员会阻挠乌拉哇回合谈判是不公平的。我回答说，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世界各国就要做好再开战一次的准备。中国人古时候建立帝国，是因为需要在大片疆土和多个民族之间维持秩序，以便人们能在帝国范围内自由交换货品和服务。当全球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国，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形时，争夺更多原料、更多市场、更多财富的结果就是战争。

　　我们接着讨论法国的农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我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有关法国农民处境的节目，知道法国乡下遭受打击。可这是科技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不可能为了保留法国农民的生活原貌而世世代代保护他们。希拉克反驳说，法国有必要保护本国的农业，但是他要让我知道，他赞成我对自由贸易的看法，而为了法国本身的长远利益着想，自由贸易是惟一可行的途径。因此他说，法国是最没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

　　我引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前总干事阿蒂尔。丹凯尔这位专家的话，说明法国存在着保护主义。当时的总干事彼得。萨瑟兰也这么说。希拉克打断我的话说，他对萨瑟兰没有信心。我说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对萨瑟兰有信心，希拉克马上回答说他对德洛尔也没有信心。

　　谁也说服不了谁希拉克说，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存异为好。到了最后关头，他确实使巴拉迪尔政府在立场上做了一些让步，乌拉圭回合谈判也终于有个了结。自从1974年初次见面后，我和希拉克就成为朋友，能够开诚布公地无所不谈，不必担心会冒犯对方。

　　我发现希拉克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中国和东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和吴作栋总理讨论了这件事，并建议他提出倡议，让欧盟和东亚双方的领袖定期举行会谈。美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同东亚国家进行定期会谈，也通过许多组织同欧盟定期开会，欧盟和冻亚之间却没有正式的会谈渠道可以促进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吴作栋向法国总理巴拉迪尔提起这件事，接着首次亚欧会议就于We年3月在曼谷召开了。许多欧洲领袖在赴会途中或会后到其他亚洲国家访问，结果发现东亚国家的工业变化超乎他们的想像，于是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欧盟和东亚领袖之间的会议。

　　我第一次遇上德国人是在1956年4月，地点在法兰克福机场。之前，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阿尔戈型飞机在罗马过境，我在那里听到扬声器传来播音小姐甜美但懒洋洋的声音，看到意大利搬运工人慢条斯理地推着行李。几个小时之后，一抵达法兰克福，我马上感觉到空气清新凉爽许多，似乎为了配合周围的一切，扬声器传出“注意！注意广的急促呼吁，然后播音员急切地发出指示，叫人不得不听。与此同时，德国搬运工人快手快脚地干着自己的活儿。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前线传来的急报如何形容德国军和意大利军的差别。我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整理电报时，看过盟军通讯社所做的有关报道。

　　1970年9月，我到波恩会见当时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8特。我们早于1964年，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周年纪念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时见过面。我在会上发表演讲过后，他上来找我。就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表示同情。暴乱是由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策划的，他们存心要恫吓华人。他邀请我去找他。我把新加坡比喻成一个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扶持的西柏林。身为西柏林前市长，他能够体会我的处境。

　　在所有欧洲领袖当中，他最同情新加坡的窘境。我设法说服他不要把东南亚撇在一边，因为我有信心我们将能解决叛乱威胁着本区域多个国家的问题。勃兰特具有个人魁力——体型高大，一张俊俏友善的脸，还有一把好嗓音。他对事物的反应往往感性多于理性，也许是因为他让自己的情绪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是个老派社会主义者，总是支持人人机会平等，同工同酬。

　　在1974年从勃兰特手中接过总理棒子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头脑清醒，讲求实际，对一切重要课题有明确的见解。他鄙视那些对东西方课题态度模棱两可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他们不敢批评苏联。由于曾经担任国防部长，而后财政部长，坐在总理位子上的他对经济、国防和战略课题有透彻的了解。

　　他和夫人洛基在1978年10月到新加坡来访问。他们逗留了3天。这期间我们互相估量，结果发现大家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为一家德国电视台录制访谈节目时，访问我们的人很惊奇我们对那么多课题的想法和看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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