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61)_李光耀

六一

　　我和苏哈托的交情，克服了印尼人和新加坡华人之间的无数偏见。70年代至8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见一次面，保持联系，交换意见，讨论种种新出现的课题。例如，我向苏哈托解释，语言和文化是非常棘手的情绪问题，不得不敏感地谨慎处理。英文纵使是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推广华语运动”还是不得不推行，因为新加坡华人至少说7种不同的方言。原籍马来西亚或印尼的新加坡马来族人民，同样放弃爪哇语、布央语和噀他语，转而一律使用马来语。至于新加坡华族观众在印尼与中国的羽毛球赛中为中国队喝彩一事，不过是一些大声喧嚷的亲中国群体的愚蠢行为。他们甚至在新加坡乒乓选手与世界冠军中国选手比赛时，也向自己的选手喝倒彩。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

　　发展巴淡岛苏哈托要把巴淡岛发展成为第二个新加坡。那是新加坡以南20公里外的一个岛屿，面积是新加坡的三分之二。1976年，他建议我协助印尼发展巴淡岛。当时岛上缺少基础设施，只住了一小批渔民。他把发展巴淡岛的重任交由刚受委的科技顾问哈比比博士处理，委派他来新同我会面。我鼓励哈比比利用新加坡推动巴淡岛的发展，不过向他解释先得把岛上的公路、水电和电信等基础设施都发展起来，并消除行政瓶颈。如果他能争取印尼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拨款资助这项工程，我答应免去新加坡和巴淡岛之间人们和货物往来的一切繁文，方便巴淡岛接驳新加坡的经济动力网络。

　　但是，真正在巴淡岛进行投资的，必须是商人本身，他们得自行判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有利可图的。印尼新闻界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了解这个道理，因为印尼的主要计划，无论是钢铁厂、石油化学厂或水泥厂，向来都是政府的投资成果。我必须再三解释，新加坡政府只能推动新加坡和巴淡之间资金、材料和人临的流通，我们可以鼓励企业家进行投资，但是无法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尝试说服苏哈托让所有只生产出口产品的投资商在巴淡享有100的外资股权。

　　1989年10月我们重逢，苏哈托表示愿意让纯粹生产出口产品的公司，在首5年内享有100％的股权，5年后则须把部分股权拨给印尼。这一优惠虽不比新加坡所提供0的条件吸引人，却足以吸引一些渐感新加坡营业成本增加的工厂，把基地转移到巴淡岛去。其中一家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印尼集团合资，在巴淡岛开发一个占地500公顷的工业园，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和本地工业家进场。这项工程果然取得成功。到1999年11月，工业园吸引的投资额已达15亿美元，所雇用的印尼员工超过7.4万名，即使金融危机在1997年降临印尼，它依然不断壮大。继巴淡岛发展成功之后，邻近的民丹岛和吉里岛随后也展开合作计划。

　　苏哈托总统这时建议我们把每年到新加坡游玩的700万名旅客也引介到印尼去。新加坡于是全面参与印尼的旅游业发展，新加坡航空公司因此有权直飞新、印联合开发的各个旅游景点。当然。凡事总有其负面影响。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以印尼华裔居多，不满的情绪也因此暗流汹涌。我们也想寻找土生土长的印尼人一起合作，但是谈何容易，印尼的成功企业家都是华裔。不过最后总算也跟几个地道的印尼商人合作发展了联营企业。

　　每一次碰面，我和苏哈托总会尽量抽时间进行“四眼会谈”。两人在这个时候总能畅所欲言，无所不谈，我能提出任何主意试探他的反应，他也能当场拒绝而不会觉得尴尬。友好关系和信任就这样建立起来。我曾向他保证，新加坡不会赶在印尼之前同中国建交。所以当初决定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办事处，我事先亲自向他解释，这不过是为了促进贸易，不等同于外交层次上的代表性。他接受了我的解释。

　　到了80年代中期，印尼对新加坡的看法彻底改变：新加坡不只远非中国的支持者，实际上还坚持维护东南亚大家庭的利益。新、印的经济关系也逐渐改善。印尼对一切船只开放所有港口，放宽出人口条例，有关印尼产品被私运到新加坡的疑虑也烟消云散。当然，紧接着又出现新问题；如今是投诉印尼商人把电器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从新加坡走私到印尼去，逃缴税率高的进口税。只不过这是印尼海关方面的问题，怨不得我们。同样地，新加坡扮演中、印贸易中间人所引起的纷争，也随着印尼打开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大门而终结。

　　我和苏哈托之间的高层友好关系，促使80年代担任印尼国防与安全部长的本尼。穆尔达尼提呈建议，并进一步落实在苏门答腊北干鲁镇附近联合开发锡亚布空军武器试射场，供两国空军使用的计划。1989年，这个武器试射场由两国国防部队总长共同主持开幕仪式，标志着新印在防务联系上迈进了一大步。

　　1989年2月，我在裕仁天皇的葬礼上见到苏哈托，他告诉我一个可能促使印尼同中国复交的局势新发展：中国愿意明确而公开地表明，无论在党与党或政府与政府的层次上，都绝不干预印尼内政。印尼在1990年8月与中国恢复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90年11月，在卸下总理职务前几天，我到东京出席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礼时，又跟苏哈托碰头。苏哈托夫人想不通为什么我在身体仍然健壮，年纪还比她丈夫小三岁的情况下，愿意退位让贤。我解释说，新加坡自建国以来未曾更换过总理，能在条件最理想的时候选择适当的时机退位，应该是较妥当的做法。从1965年开始，这些年来新、印双边关系由一开始彼此试探和了解，到学会怎么和平共处，其间总有新问题有待解决，而总能解决、回避或搁置，以后再谈。如今回首，换了个性格脾气跟苏加诺较相近的人当印尼总统的话，要同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进行合作，必定有困难；对印尼，甚至整个东南亚区域来说，这段历史恐怕也要改写了。

　　苏哈托的儿女们苏哈托夫人在1996年4月逝世。同年11月我和内人前往探访，见到的是一个孤寂凄苦的苏哈托。1997年6月，我们又在雅加达重逢，苏哈托虽然已经恢复平静，身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儿女们变得更亲近他。1996年8月18日，我们到文莱出席皇室婚宴见到了苏哈托的女儿，个个浑身珠光宝气。芝向新加坡驻文莱大使的夫人提起印象中从没见过她们这般打扮。大使之前派驻雅加达多年，大使夫人跟随丈夫在那里待久了，跟苏哈托的女儿相当熟识。她说，苏哈托夫人在世时管住她们，母亲死后没了约束，她们就开始炫耀自己的珠宝首饰。

　　印尼盾爆发危机，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泰国中央银行在1997年7月2日停止扶持泰币后，基金经理个个惊慌失措，拼命抛售区域货币和股票，导致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区域国家的货币无一幸免。印尼财政部长采取明智的措施，促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帮忙。他在同年10月底跟基金组织谈妥条件之前，苏哈托派特使来向吴总理寻求支持，以加强印尼的谈判筹码。吴总理先找我和财长胡赐道商量，然后把这事提交内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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