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60)_李光耀

六〇

　　双方的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公平基础上，同印尼领袖与当地华裔“主公”（这些“买办”为了获取特许经营权或执照以致富，一味迎合靠山的需求）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我告诉他，新、印关系的症结在于彼此能不能就长远意向取得相互的信任。

　　苏哈托明确地表示，印尼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没有任何主权要求，希望争取的只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领土。他决意专心推动印尼的发展，而非对外扩张。最重要的是，他信不过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中国势力伸入东南亚的。这是我们双方取得的关键性共识，他对我的立场深信不疑。

　　根据我的观察，苏哈托同苏加诺总统恰恰相反，是个谨慎细心、思想缜密的人。他性格内敛，纵有滔滔辩才，勋章无数，也从未以此哗众取宠，四处炫耀。虽然态度谦卑友善，他却有顽强不屈的意志，决定要做的事，就不容任何人反对。我欣赏他，相信彼此可以愉快相处。

　　一年后，苏哈托在1974年8月回访。他一抵达机场，我礼尚往来，鸣礼炮21响，由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400人组成仪仗队列队欢迎，以回应他在雅加达给予我的隆重礼遇。他这次访新的焦点是，两国将就划定领海海域的协约交换协定书。我跟他之间的“四眼会谈”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没带任何文件，以印尼语即兴畅谈，一心要道尽心中的想法，还两次因为接待员奉上茶水蛋糕干扰了会议而面露温色。“群岛概念”是他最关注的课题。同其他一些岛国一样，印尼把它岛屿之间的水域都视为领海。对于这点，他认为东盟成员国非得团结一致地给予支持不可。（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8月成立于曼谷，成员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就印尼的经济前景和困境，他也做了一番评析。

　　有关群岛概念，我回应说新加坡最关心的还是航行自由的问题。我们是东南亚的一员，被逐出马来西亚之后，必须为自己创造新的经济基础以继续生存。通往美国、日本、西欧各地的海上命脉航线非维系不可，任何企图阻挠航行自由的障碍，会把我们彻底摧毁。因此我们愿意支持群岛概念，条件是印尼必须公开声明不违反关于航行自由的惯例。至于石油或海床上的其他矿物资源，新加坡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他征求我对越战的看法，我说自一年前会面至今，局势发展越来越不乐观。尼克松总统辞职了，无论福特总统意愿如何，美国国会势在必行，决意把对越南和柬埔寨的援助削减一半，这两个政体恐怕难以长久维持。这一番看来前景暗淡无望的评析，使苏哈托忧心忡忡。

　　我担心泰国局势继南越和柬埔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会变得不稳定，新马将因此四面楚歌。新加坡纵然有超过75％人口是华人，却始终是东南亚的一员，我绝不容许岛国成为中国或苏联利用的对象。看得出这一番话令他释然。第二天，他在印尼驻新大使馆向1000多名印尼侨民发表演讲，在传媒面前，毫不讳言印尼鉴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正积极到处寻求技术援助和资金，其中包括新加坡。他公开接受新加坡为平等的独立国，承认我们能为印尼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标志着印尼对新加坡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

　　金边和西贡相继沦陷后，我于1975年9月在巴厘岛与苏哈托重逢。当时共产势力正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东南亚似的。敦拉扎克先于1974年5月访问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在金边失守后，马上承认当地的红色高棉政权。苏哈托语带失望地说，他早已向敦拉扎克清楚说明印尼和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验，他也曾经在雅加达向泰国首相克立·巴莫做出同样的表示，结果克立在1975年6月西贡沦陷两个月后，到北京访问时，还是同中国建交。在苏哈托看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局势正不断恶化，东盟如果继续这种各自为政的做法，径自迫不及待地承认越南的新共产政府和红色高棉，那么，我们坚持对抗共产势力的意志迟早要崩溃。他意识到独新、印看法相近，在情绪上也不谋而合——不做过度的反应以讨好中南半岛的共产国家，也不像马科斯总统不久前访问北京时，发表华丽浮夸的演讲那样，口口声声歌颂共产党政权。

　　虽然我们最关切的是东盟的安全局势，却同意东盟应该公开强调政经合作，低调处理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可以私下进行合作，尤其是交换情报。印尼和新加坡应该巩固各自的优势，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同其他东盟成员国一起进行经济合作。苏哈托没有谈到东帝汶，印尼在两个星期后占领这个地方。这次会谈很顺利。每逢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新、印总会做出相似的反应。

　　但是，三个月后，在联合国就印尼占领东帝汶的行动进行表决时，因为新加坡弃权，致使新、印关系第二次出现冷淡期。其他东盟国家都投票支持印尼。我们在雅加达举行的军人节和国庆日庆祝会，都遭印尼军方领袖抵制。新加坡驻雅加达参赞向我汇报说，一些印尼将军透露，比起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苏哈托这回的怒气更盛。

　　迟至一年后，1976年11月29日，苏哈托到新加坡进行非正式访问，我们俩的私人交情才重新修好。我告诉他，新加坡实际上并不愿意给印尼和东帝汶之间的日常关系设置障碍。我们接受东帝汶作为印尼领土的事实，但是绝不能公开认可印尼的人侵和占领行动。他接受我的立场。如果我们当初投票支持印尼，等于是在我们本身的安全问题上，向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息。

　　令他开心的倒是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我同意非正式地为他提供新加坡的贸易统计数字，协助印尼抑制新、印两国之间的“走私”活动，条件是这些数字不能公开，谁知他却要公开这些数字。我解释说，两国使用的统计归类法不尽相同，公开发表这些数据，只会引起传媒和公众的更大误解。苏哈托表示有把握能让印尼媒体服服帖帖，但他最后总算答应先仔细研究公开发表数据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才决定要不要这么做。我们接着同意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设立海底电信联系，技术细节交由两国官员进一步研究。尽管会议进展顺利，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拉欣依萨仍不忘提出警告说，在印尼领袖和人民心目中，新加坡始终是个华族国家，他们对新加坡的态度难免跟他们对国内华裔人民的态度纠缠不清。他警告说，印尼国内一旦萌生什么不满情绪，新加坡会成为最方便的代罪羔羊。当印尼在1998年至1999年间陷入危机时，这话证实应验了。

　　苏哈托总统的个性、脾气和宗旨使我个人能跟他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福气。他是一个沉默有礼的人，只是比较拘泥于仪式和礼节。我访问雅加达之前，他如此谨慎地预先试探我的立场，这与他的性格吻合。经过两次会谈，我们相互信任。这些年的相处使我发现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不轻易做出承诺，但是说过的话一定履行。言行一致，贯彻始终是他最大的长处。他比我年长3岁，脸阔鼻宽，总是一脸沉默寡言严肃的表情，但是且熟识，他就会时时挂着笑容。他十分享受吃的乐趣，尤其喜欢甜品，但也努力通过散步和打高尔夫球控制体重。低声细语，从容不迫是他说话的一贯姿态，但是一谈起重要课题他也会活泼生动起来。

　　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却懂得任用能干的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当部长。他选择了威佐约。尼蒂萨斯特罗教授、阿里。瓦达纳等毕业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班底，在他们手中，印尼向外来贸易与投资敞开大门，逐渐成为一个成功的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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