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4)_虚阁网

一四

　　“在举行起义以前，必须冷静地估计政治的和军事的态势。可是一旦决定起义并开始准备行动，就必须把起义当做艺术来对待，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极度的勇敢行动起来，就必须不断地猛烈进攻。”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0年9月分裂以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除了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进行的瓦解活动，还加上了警察的迫害。1851年5月，在德国有许多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人员被捕了。政府靠着手下的警探特务，开始准备对被捕的共产主义者进行阴险的审讯。

　　恩格斯对马克思为对付正在准备中的审判而展开的紧张的热烈的工作给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在英国和德国的许多报纸上，揭露了普鲁士警探施梯伯所进行的挑畔、捏造以及诸如此类的阴谋，同时收集了被告辩护的材料和文件。

　　1852年5—6月间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找他的马克思合写了一本名叫《流亡中的伟大人物们》的小册子。他们在这本小册子里把伦郭政治流亡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人不进行真正的革命工作，反而像老鼠一样可怜地吱吱乱叫。

　　1852年10月，11个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科伦受审，其中7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为了揭露普鲁士政府和科伦给共产主义者判罪时所用的那些卑鄙手段，马克思写了《共产主义者在科伦受审的真相》这本小册子，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共产义者在科伦的受审》。

　　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被捕和随后举行的科伦审判，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伦敦小组和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了。1852年11月中旬，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义宣布解散。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在政府的迫害下被迫结束，但它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是以不朽的《共产党宣言》为纲领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培训出来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仍旧继续进行自己的党的工作，宣传革命理论、教育工人群众并训练他们以迎接新革命战斗。

　　由于反动势力的进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就处于非常艰苦的条件中。驱逐出境、贫穷和物质上的困苦等一切灾祸都降到了他们的头上。

　　资产阶级的社会现在向无产阶级的领袖进行报复，剥夺了他们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恩格斯靠新闻工作还能够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这对家庭负担过重的马克思来说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使马克思的天才得以发挥，为了把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报复下拯救出来，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恩格期在这些条件下忍受了一切牺牲。

　　在当时的条件下，恩格斯能帮助他的朋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营业所，回到“该死的生意经”中去。

　　恩格斯毫无怨言、毫不勉强地这样做了，因为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马克思也同样坦率地接受了他的朋友的这种无限的自我牺牲的表示。事实上，他们仍然是为了他们终生献身的那个事业的胜利而肩并肩地进行着战斗。新的条件只是使他们之间的分工改变了形式。

　　恩格斯一贯承认和佩服他的朋友的超群天才，为了使马克思能够继续他的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他认为由他来负担他这位朋友及其家庭的大部分开支是完全应该的。

　　恩格斯决定重新回到营业所以后，就在1850年11月迁往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做办事员。

　　恩格斯回到营业所，马克思则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加紧从事研究工作，这就引起了那些继续玩弄“欧洲委员会”、“临时政府”的把戏并为立刻实行革命而在美国发行“革命公债”等等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一连串的造谣和诬蔑。例如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里知道，流亡者兄弟会会友卢格、维利希等人用最粗暴的方式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什么他们“孤立了，被大家抛弃了”，并且念念不忘地责备恩格斯做“生意”。但是，恩格斯意识到他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他不在乎这些讽刺，并安慰在这种情况下被激怒的和准备立即投入战斗的马克思，叫他不要理睬流亡者的“专事毁谤和卑鄙勾当的学派”，蔑视这些抨击，因为“谢天谢地，我们忍受过的还不仅是这些攻击”。恩格斯认为，只要他能帮助马克思安心写作《资本论》，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贡献就比所有那些空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英雄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

　　但是，恩格斯还是希望他不会长久地背着“该死的生意经”这个可恨的包袱。他期待工业高涨很快就结束，危机马上爆发，并接着来一个新的革命风暴。

　　这个古怪的“商人”的信在某种程度上是出奇的，这些信充满了对新危机、对大规模的工业破产的热望。

　　交易所中的价格愈下降，企业家们的情绪愈低落，这位曾经被燕妮·马克思在一次开玩笑时称为“棉纺织业巨头”的恩格斯就愈高兴。

　　当1857年工业危机开始时，恩格期写信给马克思，说到他在这一总崩溃的情况下感到非常舒服：“危机像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益，这点我现在已感觉到了。”

　　恩格斯希望新的革命高涨将随着危机到来，但是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因此，他的“埃及的幽囚”拖延了几乎20年之久。恩格斯起初进公司时是一名办事员，1860年起成为公司的代理人，1864年起成为公司的股东。

　　由于工作条件，恩格期不得不和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相周旋，遵守外表上的礼节，这样过着两重生活。只有在自己的妻子玛丽·白恩士（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女工，恩格斯第一次居住在曼彻斯特时就爱上了她）身边，他才能离开那些和他格格不入的人而得到休息并和他的曼彻斯特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威廉·沃尔费、赛米尔·穆尔、卡乐·萧莱马以及宪章运动的左派领袖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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