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5)_虚阁网

一五

　　玛丽对恩格斯的爱情是忠诚而深挚的，这对恩格斯来说，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1863年1月6日，玛丽因心脏病逝世。由于这一损失，恩格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如果一个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这样久，那她的死是不能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的。我感到我已经把我最后的一点青春和她埋葬在一起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近20年间被迫在不同的城市中生活，但是，在这些年代里他们那种史无前例的联盟却更加巩固了。诚然，他们现在常常感到苦闷，他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欢笑”。马克思不可能常到曼彻斯特，恩格斯也不可能常到伦敦，但是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很勤的。例如只要恩格斯回信慢了一些，感到不安的马克思马上就写信问他：“亲爱的恩格斯！你在哭泣还是欢笑，你酣睡了还是醒着？”

　　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多少年来彼此隔着相当的距离而不得不主要靠通信来保持联系，所以我们现在拥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的书信。这是研究他们科学思想的实验室，这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全部文献中的奇珍异宝。

　　科学和政治中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不在这些通信中谈到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和语言学、数学和技术、军事和文学等各种问题，在这两位渊博的学者的通信里都讨论到了，而讨论中的一两句话或一点意见有时就是真正科学地、马克思主义地理解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钥匙。不仅科学，而且工人阶级的政策问题、阶级斗争的即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都有鲜明的反映。最后，通信集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对外政策和工人运动的最丰富的宝库。列宁在论及这些通信时写道“这些通信的科学的和政治的价值极大。

　　这些通信不仅使读者能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并且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最丰富的理论内容发挥得极为详明，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在通信中再三反复地说到他们学说的许多方面，强调并说明了——有时是用共同讨论和互相说服的方式——最新颖（对于先前的观点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之点“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进行的一步。”

　　不管敌人怎样迫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资产阶级报纸怎样对他们进行造谣和诬蔑，不管他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进行怎样繁琐的和折磨人的斗争，但是他们始终都保持着乐观、幽默感，锐气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当恩格斯为了整理马克思的遗稿而重读他们1842—1862年间的通信时，他写信给贝克尔说：“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那些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当我想起这些旧日的情景时，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敌人是永远不能把我们的幽默感夺走的。”

　　当马克思逝世后有一个文人在自己的文章里大谈“不幸的马克思”时，恩格斯写信给伯恩施坦说：

　　“等到我的情绪特别愉快的时候，我也许要把他痛骂一顿。如果这些蠢驴有可能把摩尔和我的通信读一遍话，他们简直会惊奇得目瞪口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有极丰富的材料说明他们是理论家，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他们的贯彻始终的精神、彼此的团结一致和力求达到的坚定性使人深感惊讶。最后，只有他们的通信才使人们能全面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天才马克思为了不致于在贫困中死去而不能不进行的艰苦的斗争；只有他们的通信才使我们能全面地看到马克思的最无私最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形象。

　　当恩格斯只是公司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所获的报酬还极菲薄的时候，他给马克思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贫困简直把马克思压得透不过气来，使他和他的家庭不得不放弃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不得不和债主进行永无休止的“战争”，不得不逃避房主和店主的纠缠。

　　贫困使马克思的家庭接连遭受牺牲。马克思的聪明伶俐的爱子，全家的宠儿穆希的死，使马克思特别感到悲痛。对于孩子的病，恩格斯也同样感到非常难过，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想使这孩子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马克思把他的爱子害病经过告诉恩格斯时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友谊，感谢你为我进行的工作，感谢你对这孩子的关心。”

　　马克思在埋葬了儿子以后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已经遭受过许多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这几天来，在我忍受着一切可怕的痛苦的时候，时刻都在支持我的是对你和你的友谊的想念，是对我们两人还能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希望。”

　　恩格斯看到自己无力使马克思的家庭摆脱贫困，感到非常痛苦。因此，当他有可能写作的方法给马克思增加一点物质帮助的时候，他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可能性。1851年8月，马克思接到了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要求，为该报撰稿的建议，于是他就写信给恩格斯请求帮助：“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事，你现在就得帮助我，因为我正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忙得不可开交。你就写一些关于德国的文章，从1848年开始。”于是恩格斯立刻着手工作，开始把文章一篇又一篇地陆续寄给马克思，而马克思则按期把这些文章转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的一系列有名的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直到通信出版以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写的，而不是马克思写的。

　　恩格斯除了替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许多论文外，还帮助马克思把他自己所写的文章译成英文（马克思当时还没有精通英文，到1853年他才开始直接用英文写作）。马克思在若干年里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许多论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恩格斯写的。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互相分工的；恩格斯写的主要是关于军事问题的论文。

　　虽然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协助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许多文章，但他得到的稿费却是非常菲薄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德纳像一个做生意的资本家那样对待自己的撰稿人，他千方百计地减少马克思的稿酬，最后只给他一半稿费。因此，马克思的物质生活又急剧地恶化起来了。

　　恩格斯不仅在为报刊撰搞的工作上帮助马克思。

　　马克思在各种不同的理论问题上常请教恩格斯，并经常得到详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时是专门“精心探讨过的”回答。马克思有时把恩格斯的这些见解整个地写在自己的论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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