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3)_虚阁网

一三

　　6月19日，他到了维利希大本营所在的欧芬巴赫并当了维利希的副官。从这时侯起，一直到7月中旬普法尔茨—巴登部队被扣留于瑞士止，恩格斯参加了维利希志愿军团的进军和战斗。这个军团成为最优秀的起义部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它的队伍中有许多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是有最良好的纪律的战士。

　　这个军团承担了既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他们要经受进攻的普鲁士人的打击，掩护巴登部队撤退。

　　恩格期很快就显示出自己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他不怕任何工作和任何危险。那里，队伍中连最必要的装备和弹药都非常缺乏，而恩格斯坚毅地担负起搜罗和供应火药、铅、子弹、武器、服装、粮食的任务。

　　恩格斯也是那些坚毅地对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的人中的一个。在军事冲突的日子里，恩格斯始终出现在最前线，他参加过四次战斗。关于恩格斯，爱琳娜·马克思写道：“所有那些在战火下看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非凡的镇静和绝对漠视任何危险的精神。”

　　从6月1日起（那时马克思离开德国到了巴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当长的时间（两个多月）中彼此完全失掉了联系。马克思非常为恩格斯担心，因为他知道恩格斯力求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恩格斯也同样为自己的朋友担心。恩格斯在他能够从瑞士寄给马克思夫人的第一封信（1849年7月25日）中深为担心地写道：“只要我可以相信马克思是自由的就好了！”

　　1849年11月恩格斯到达伦敦，恩格斯的勤勉的性格和永无止境的求知使他在海上旅行时也不肯闲着，他研究了航海学。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那次旅行的日记中，就有关于太阳的位置、风向、海和海岸轮廓的情况等变化的记录和标记。

　　恩格斯到伦敦以后，就和马克思重新开始了共同的革命工作。当时的环境是极端困难的。反动势力到处都取得胜利。在最不坚定的那部分政治流亡者当中，颓丧、惶惑和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的情绪开始弥漫起来，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示出他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胜任的领袖。他们所具有的钢铁般的毅力、坚强的性格和由于有科学依据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产生的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现在特别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1849年9月，同盟的中央委员会重新组织起来了。恩格斯在迁居伦敦以后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几乎全都聚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除了他们之外，又出现了新的力量：其中突出的人物有维利希（恩格斯曾和他一起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战斗过）、康拉德·施拉姆和威廉·李卜克内西。

　　要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克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他们大批地聚集在伦敦，进行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企图把革命的流亡者从组织上联合起来并置于自己的领导下。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起来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联合革命流亡者的企图进行斗争，坚持成立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殊的独立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建立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紧张工作很快地产生了效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于1850年6月所起草的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已经能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同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面为在德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面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团结到自己的周围。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指出，中央委员会通过几个特派的盟员也和法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建立了联系。

　　恩格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团结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在伦敦举行的各次国际性大会上发言。恩格斯和革命的宪章派的联系特别密切。

　　他还在1842—1843年间就在他们的行列中和他们一起进行过斗争。

　　恩格斯非常注意农民问题。在《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最后一期（第5—6期合刊，1850年11月底出版）里，刊载了恩格斯的伟大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

　　恩格斯在这一杰作中，根据唯物史观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1525年的伟大的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虽然恩格斯在这里论述的是历史上很远的事，但这一著作一点也不远离现代政治斗争风暴的“学究式”的研究。恩格斯是要藉这个著作特别着重指出农民在阶级斗争的具体作用和意义，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争取领导农民群众。恩格斯还根据1525年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材料，向群众阐明了从1848—1849年革命战争中得出的教训。恩格斯证明，促使农民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是市民阶级——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的叛卖行为，以及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和地方的各自为政。

　　由于这种政治分散性和地方独立性，在德国发生的不是全民性的运动，而是数以百计的地方起义，这些起义都分别被镇压下去了。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还介绍了“伟大农民战争中的坚强人物”，并要德国人民不要忘记他们的革命传统。恩格斯写道：“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德国出了能和其他国家的优秀的革命家并驾齐驱的人物；德国人民表现了那样坚韧不拔的精神，发挥了那样大的力量。这种精神和力量，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里，一定会产生最光辉的结果；德国农民和平民想出了常常足以使他们的后人惊心动魄的主意和计划。”

　　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也是为总结1848—1849年的革命战斗而写的。恩格斯精通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他所亲自参加的事变知道得非常清楚，了解得非常透澈。这一切就使他当时能够根据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刚刚留下的痕迹，给这次革命的前提、动力、主要阶段、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从革命得出的教训和结论做出经典式的分析。

　　武装起义的问题，在恩格斯的这本著作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恩格斯从1848—1849年武装斗争的经验中所吸取并且在他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永远成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宝库中的一部分。

　　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典范地表述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异常精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在起义中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

　　他这样写道：“起义，如同战争或其他事情一样，也是一种艺术，它得遵守一定的规则。忽视这些规则的政党必然会归于灭亡首先，在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面地迎接起义的一切后果时，无论何时都不要把起义当做儿戏其次，既然起义已经开始，应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转入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当他和敌人较量以前就已输定了。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侯，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也好；必须保持由于起义者初次的胜利进展所造成的精神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跟着较强的人走的和总是站到较可靠的一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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