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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翌日,美国全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出现了大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报道,在某些不择手段好撰写奇闻轶事的作者笔下,伊莎多拉被详尽描述成扯掉薄纱的红裙在头上挥舞,浑身裸露着发表讲话为此波士顿市市长柯利以负责公众道德为由禁止伊莎多拉再在此地表演。伊莎多拉怒火万丈,她那不屈不挠的天性促使她在去芝加哥之前,又一次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的话,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陈观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象征。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妇女那样,半裸体地、带挑逗性地、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因为它是真实的、自由的,它应该唤起人们的崇敬,而不是恐惧。这正是庸俗与艺术之间的本质差别,因为艺术家会把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肉体、灵魂及思想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神圣的艺术宝座上”

  一到芝加哥,伊莎多拉就被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包围了,然而她已厌烦透了,不愿意再讲在波士顿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也开始叫嚷要“驱逐红色舞蹈家”,然而伊莎多拉决不会向任何人妥协,她又一次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那也很好,我早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她稍停片刻接着说,“哦,对啦,还有自由!”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伊莎多拉继续西下践约。到达印地安纳波利斯的时候,那里的市长,尚·卢克斯先生,极度警惕地安排了四个警察在剧场内,并声称“如果她胆敢在这里干些不文明的勾当,我们将随时干预!”简直愚不可及,伊莎多拉根本不屑于理他,因为这里的观众极为热情地支持了伊莎多拉的演出,自始至终场内气氛都很好,那四个警察形同虚设。

  离开印地安纳波利斯之后,伊莎多拉和钢琴师马克斯·拉宾诺维奇一起,奔赴各大城市演出,诸如堪萨斯城、底特律、巴尔的摩和费城等。

  1923年,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举办了她的并不太成功的两场演出之后,决意返回欧洲去。因为她已被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攻击搞得精疲力尽,加上叶赛宁喝了倒霉的私酒而使身体状况恶化。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对于叶赛宁来说这一切都糟透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湮没在酒中,然而这个暴饮的酗酒者不但没有忘记这一切,反而唤醒了他心中所有的恶魔。一天,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冲进他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打碎了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才把他制服,送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伊莎多拉忠诚地站了出来,保护他的丈夫。她在报纸上为他辩护,声称“叶赛宁是众多的美国的禁酒法的受害者之一。”并以一个母亲般的胸怀矢口否认叶赛宁袭击她的事情。她在报纸上这样写道:“叶赛宁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正常状态下实为一个完美的人。我相信全世界有无数颗真诚的心与我一同祈祷,愿这位富于想象力的伟大诗人能够康复,日后去创造这个世界极为需要的那种美好的事物。”

  但是这事发生以后,巴黎有名的旅馆都不愿接待他们这两位名声在外的住客。他们于是又搬回到她豪华大街的住宅里去,举办演出接待朋友。

  一天,叶赛宁觉得伊莎多拉的朋友不合自己的心意,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怒容满面,满头金发蓬乱着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破烂的雪撬毯子,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这个拳打脚踢,难以驾驭的俄国佬,没有奏效。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局打了电话,叶赛宁被带走了。

  第二天一早,伊莎多拉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设法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好奇的记者们仍然在刺探着她的生活,并利用一些专门刊登丑闻的报刊进行宣扬。换了别人也许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伊莎多拉决不。她在法国《快报》周刊上发表了义正辞严的驳斥那些下流说法的文章,为她的爱人叶塞宁辩护。

  6月份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已到了很窘迫的地步,除了卖掉她那所住宅里的家具并将房子租出去以外别无它法。就这样,伊莎多拉和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了俄国。

  当伊莎多拉走下火车时,她看上去愁容满面,困顿不堪。而叶赛宁,这位感情极为奔放的俄罗斯诗人,心中泛起重回俄国的巨大感情波澜。他欣喜若狂,加上伏特加酒的作用,使他砸碎了车厢里所有的玻璃窗。

  到了莫斯科之后没多久,叶赛宁就消失了三天,经过三天忐忑不安的等待,伊莎多拉决定远远离开莫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天剩余的日子。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的火车票,并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她似乎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当艾尔玛着手为她的老师准备行装时,她立即发现伊莎多拉的东西少得可怜。而叶赛宁却有各种各样的提包和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奢华的物品——这都是这位诗人准备送给亲朋的礼物。就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叶赛宁突然回来了,大叫:“谁摆弄我的箱子了,我要杀了他!”当晚,伊莎多拉在车站上又见到了叶赛宁,他们在温情脉脉的气氛中告别。

  伊莎多拉启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见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她来自纽约的老朋友——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伊斯曼,他来到这里是为托洛茨基撰写传记。

  伊莎多拉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她要演出的曲目是《悲怆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清晨,小号吹出的刺耳的歌颂沙皇的音符划破了黎明的寂静,几位早起散步的游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到乐队的帷幕前。这时一位怒气冲冲的契卡官员出现在他们面前,责备他们反复演奏这支刺耳的沙皇赞歌是什么意思。

  可怜的指挥反复向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官员解释说这场虚构的反革命示威没有任何含义,他是奉邓肯女士之命来排练这支出自俄国享有盛誉的作曲家之手的曲子的。

  当晚,剧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紧张,因为邓肯即将演出“上帝保佑沙皇”这一节目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当邓肯一登上舞台,两位全副武装的契卡官员就通知她如若不取消《斯拉夫进行曲》,演出就不能进行。伊莎多拉不屑与他们继续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向台前,她问剧场里是否有人愿将她的德语译成俄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愿意提供帮助。其实在座的人大都是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都能听甚至会讲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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