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63)_鲁特·维尔纳

六三

　　女秘书是个小小的顺民，令我根本看不到希望。她把我的申请书放在卷宗里说，我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来问问。尽管我本来对此并未抱多大希望，现在我仍然感到非常失望。在这里我像旱地上的鱼一样。在德国我会工作得很好。我想亲自去德国看看，去感受一番……

　　从政治上来看，这世界还是颇为令人振奋的。我完全相信未来，我也常为它而欢欣鼓舞。目前许多人犯的错误是，混淆了反动派的疯狂（还会更厉害）与反动派的力量。当然，我常常在思想上也担心他们在灭亡之前，还会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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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设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新德国的许多问题感兴趣。于尔根不断地给我寄资料。

　　致于尔根（无日期）：

　　你们寄来的那些诗歌，大部分我都不懂。是我的过错还是诗人的过错？昨天我收到了《快活信念的国家》①。就在同一天，说得准确些，是在夜里我便读了它，我觉得很好，我甚至想建议你集中精力创作儿童文学。这本书充填了一个我历来想自己去充填的空白，但是你的书比我想象中自己的书好得多，你写了这本书，我便没有后顾之忧了……

　　①作者为于尔根·库钦斯基，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49年，柏林。

　　非常感谢，特别是那一期《经济》。工人教育协会请我去谈谈德国战后经济与欧洲的关系，这些新的生产数字来得非常及时……

　　你发表在《劳动》上的那篇文章《德国对外经济与投资》，我觉得特别有趣。这篇文章至少为我说清楚了许多问题，它的风格是清新的，不同于各国新闻界那些单调而空洞的文章。

　　你想写一部家庭历史，我认为这完全是发疯。假如你能给我说的再详细一些，我的看法也许会缓和一些。除了爸爸和你之外，我们不可能宣扬家里的任何人。一位祖父是个银行家，另一位挥霍了他的半个家产。一位曾祖父曾经在加里西亚推着小车贩卖鞋带；另外一位大概在政治上是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但是，也许你会使这一切具有更多的历史社会意义①？

　　①《回忆录：于尔根·库钦斯基成为共产党人和科学家的教育》，建设出版社，1973年。

　　22点15分，该是为伦准备夜餐的时候了，他将从晚班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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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月我终于能够与于尔根在布拉格会面。他在捷克同志家里为我借了住房，他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当我见到于尔根时，也许是太高兴的缘故，霎时间在英国的情景全都涌上心头：与中央中断了联系，伦对他的生活的不满，对钱的忧虑，无法确定的前途。如今把一切都说出来，听到有人给出主意，该是一种多么轻松的感觉呀。我拥抱于尔根，两眼潮湿并且一再地说：“我太高兴了，现在一切都好了。”这时我居然完全忘记了于尔根是个不善于倾诉衷肠，感情外露的人。他想简短地了解一下我的计划，看看能否帮我一把，除此之外，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在布拉格是很忙的，只有两次各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于尔根告诉我，没有中央的同意，我在德国停留是困难的。

　　于是我决定到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去，把一封给中央的信放在那里。信封上写着“武官处”。收信人写的是：“军事情报局局长，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寄信人写的是：“索尼娅，巴西。”

　　信本身是用密码写的，我提到了中断联系的事情，并请求允许我回到德国去。我再次重复了失掉联系之前我们隐藏情报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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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玛格丽特：

　　1949年6月6日

　　格哈特·埃斯勒事件①在这里的确令人振奋。恰好在于尔根最后一包书到达那天，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人们给他寄书，为此我利用了于尔根的包裹和他那部“意志与知识”丛书中的著作。在这段时间里，书籍在我的生活里起了巨大作用。

　　①格哈特·埃斯勒在美国遭通缉并逃跑，在英国被捕，后来由于群众强烈抗议被释放。

　　致于尔根：

　　1949年冬

　　一年一度围绕漏风的窗户和冻裂的水管子的斗争又开始了。连尼娜的一对老鼠也冻死了，这对于她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老鼠妈妈怀孕了，尼娜为这件大喜事准备了一个名单。

　　读了舍尔的《相逢》，我喜欢其中的两章；读了珂罗惠支卷，在她的画里比在她的日记里能更多地看到她生活的形象。

　　关于北极地区的短篇故事中有一篇特别出色（戈尔巴托夫《出生在黄瓜土地上》）。没有一句宣传的语言，没有伤感的描写和标语口号，许多别的俄罗斯小说都设法借助斧头楔进读者脑袋里去。出色不是确切的语言。我把它用英语译给伦听，他说：“非常动人和有魅力。”这个评语是对的。还有一本书你们必须读：艾略特·保罗的《黄石公园河畔的精神城市》。它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请与斯坦贝克的《任性的公共汽车》做个比较，你会明白，斯坦贝克只不过是个可怜的玩弄辞藻的人，十分庸俗，与人们没有关系。保罗几乎选择了同样的典型，也采用了粗俗语言，但他却取得了另外的效果，他是爱人的，是了解人的。

　　米沙来信很少，但他的信却十分令人高兴。他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居120名大学生中的第5名。他的新生活过得十分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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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沙在亚伯丁大学得到一笔奖学金，他学习的是哲学。他非常聪明，但对于实践中的事物却不感兴趣，也不信赖。

　　1949年秋天，伦发生了摩托车事故。工厂听说需要拖很长时间才能再开始工作，于是便解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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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于尔根：

　　1949年10月17日

　　……伦住在班伯里医院里，一只胳膊有两处骨折，一条腿有两处严重骨折。医生估计，腿需要打8个月的石膏……

　　1950年1月28日

　　……伦整天在家里，这对于彼得来说自然是太好了。他们一块玩搭积木，傍晚有半个小时是他的“世界”节目。在“世界”节目中回答他想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看插图书籍，有关于动物的，关于发明的，关于地理和机器的。伦很会深入浅出地解释各种问题，尼娜和我常常也听得入迷。就这样，骨折倒成了一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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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伦能站立起来并带着石膏绷带活动，我便又去咨询去德国的签证问题。现在可能性是有的。我能够不经中央允许便冒险去尝试一下吗？中央并未回答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发的信。我不能长期无所作为，我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了。

　　我骑上自行车又到旱桥下的铁路那里去了一趟，我终于在我们的树下发现了一张纸条。我去德国的旅行得到了允许。这消息及其中包含的内容，使我感到十分幸福。

　　出发之前我挖出自己的党证和电台，从陈旧的美国军用物资中买了四条带拉链的防水布袋，士兵们托运自己的物品都用这种布袋。用它们装我们的全部家当。口袋很实用，既结实又几乎无分量，直至今天我们还用来装我们的旅行物品。

　　我想尽办法动员伦移居到我的一个妹妹家里去，她们每个人都准备接待他，但是他宁愿住在大拐弯，直到恢复健康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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