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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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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情况下，伦尚无法决定自己未来的出路。一旦能工作，他想迁到一个工业城市去，在那里他能对党有用处，并且等待着我和中央有什么说法。这是一次前程未卜的离别，也许是一次永远的离别。最初米沙也必须留在英国，他当时已经18岁了。尼娜和彼得作为未成年人登录在我的护照上，他们可以跟着一同走。 按照公开的说法，我是去德国探亲。我们从伦敦起飞，经汉堡到达西柏林，再从那里乘车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我给住在施拉赫滕湖的于尔根打电话，当时是夜里10点钟，孩子们在四面通风的火车站里忍受着寒冷坐在我们的口袋上。玛格丽特来到高速铁路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她告诉我们说，她们刚刚搬家，于尔根住在朋友家里。我们来的机会不对。我们到哪里至少住这一夜呢？我们跟着玛格丽特徒然地从一家饭店走到另一家饭店。大约午夜时分，今日“索菲娜”饭店的看门人告诉我们，在现在的威廉·皮克大街上，罗森塔尔广场附近，有一对老年夫妇向旅行者出租房间。 我们揿了好长时间门铃，才唤醒女房东，她收留了我们。 两个孩子合伙睡在一张又潮又凉的床上，我睡第二张床。 时值3月初，房间每三天用三四块煤烘暖一次。周围环境当时还相当荒凉，许多小酒馆，许多醉汉，许多房屋都被炸毁了。彼得是惟一一个觉得这卧室非常好的人，因为他可以从第四层楼上往大街上吐唾沫。 于尔根通知了大使馆或者苏联的什么人，说我来到柏林。没有中央的允许，我无法如我自己希望的那样，再一次成为党员。最初只得孤零零地生活着。于尔根组织我们在文化联盟用午餐，还给我们弄了够几周用的钱。我们没有食品票，我们早餐吃得很节俭，并尽可能推迟到罗森塔尔广场附近一家饭馆里去用餐。我们无法长时间地呆在我们那冰凉的房间里，午间我们早早地离开家，站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前的桥上看海鸥，然后我们再徒步去今日奥托·努什克大街的文化联盟。那里所有的客人我们都不认识。惟一一个人，当他听见孩子们只讲英语时，与我们友好地打招呼的，是波多·乌塞①。饭后我们大多是去德苏友协取暖，并在那里看一次电影。 ①德国小说家，曾在西班牙任国际纵队政治委员。1954年访问过中国。——译注 孩子们应该赶快学习德语，我得把他们送进学校里去，但我还根本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没有德国护照。于是我再一次决定把孩子们托出去，直至把一切办理妥当为止。 在芬肯克鲁格还有一家半私营的幼儿园，就是奥罗要向纳粹告密幼儿园园长的那一家。女园长张开双臂欢迎我的两个孩子。就是从她那里我听见了奥罗的那些危险举动。厄娜参加听学校的课程，比起迷迷糊糊而又胆怯的彼得来，她的德语学得快多了。我仍然住在我们那个房间里。 直到4月底我才听到中央的消息。一位负责的同志专门为了这次会面从莫斯科赶来，他请我到一家住宅里去赴宴。 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最后几年在英国的情况。他对一切都表示理解。他向我解释说，中央必须在长时间里中断联系，但是钱和给我的一则消息还是放在树底下了：在旱桥铁路后面第四棵树下，但未考虑到十字路口。收到我从捷克斯洛伐克寄出的消息后，才弄清楚隐藏情报的地点。不是中央，就是我弄错了。 他问我是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的，他们为我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工作可能性。我感到惊讶。在福特事件和长时间的休息之后，我根本不再考虑为中央做工作。我希望自己过我国的公民和党员的生活。这位同志同样感到惊讶，他坚信我会继续为中央工作的，他想方设法以同志的方式争取我的同意。我告诉他，我与苏联以及与我迄今为止的工作的联系，像从前一样，是坚贞不渝的，但是我的神经和集中精力的能力已经不如从前了，我干了20年已经足够了，现在是我定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了。他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在离开这样长时间以后，我想留在自己的故乡，回到党里来。党会给我找到一份工作的。 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这位同志请求我再想一想这一切。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的确，尽管我还尚未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从第一天起我便感到自己很幸福。有人称我为“同志”，我吃了一惊；有人在大街上讲柏林方言，令我容光焕发。 ＊ ＊ ＊ 摘自一封致妹妹们的信： 1950年年初 我在这里的生活自然完全不同于在美丽的与世隔绝的大拐弯的生活。我在吸收一切。剧院，电影院，各种各样的困难，进步、消极的和积极的人们；我每天读三份报纸，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倾听我遇到的每个人说话，像挤柠檬汁一样，把他的话挤得干干净净。我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逐渐对各种事物得到一种感觉，我准备开始做工作。究竟做什么工作，尚未确定。我希望干一件重要职业性工作，晚上还参加社会活动。但是，家庭问题又来了：孩子！于尔根这个残忍的家伙，建议我永远把他们放在幼儿园里，即他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我坚决不同意。一个家庭也许会分开几年，这已经够可怕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要留在身边…… ＊ ＊ ＊ 苏联同志在他们居住的卡尔霍斯特区给我弄到一处住宅，三周以后，即5月下旬，又在他们的居住区之外，给我找了另外一处住宅。我不喜欢这套住宅，它的光线黑暗，门前有一个大垃圾堆，隔壁是一家酒馆。我几乎整天坐在公园里读书，这就是现在的动物园。 大约在5月中旬，我的愿望实现了：中央把我与德国党的联系建立起来。党中央干部局长维利·克灵同志接见了我。从第一天起直到他1973年去世，我与他保持了一种具有完全特殊意义的友谊。我希望许多与他长时间相识的朋友当中能有人把这位无畏的、坚定的，从不动摇的德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写下来。 1950年夏天，在与维利·克灵商谈之后，我开始在当时的“情报部”工作，任新闻处处长。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我又感到幸运。格哈特·埃斯勒领导这个部，我这个局的局长是阿尔伯特·诺尔登同志。德芭·维兰德是苏联处处长，后来进了部领导。大约工作开始后半个小时，处长们在格哈特办公室里开会。他和诺尔登同志已经看过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新闻，我们当时称诺尔登为“孔尼”，这个名字是他从事地下斗争时留下来的。他们对形势做出评估，他们表达自己思想时，常常快得令人惊讶，直至他们把世界上阶级斗争的画面形象地摆在我们面前。德芭·维兰德在这段时间里读完了苏联新闻，平心静气地讲出她经过慎重思考的意见。 格哈特·埃斯勒是个非常遵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从不迟到。如果他到外地出差，清晨5时回来，他总是按照惯例，8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谈话过程中，他会忽然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凸凹不平的铝饭盒，从中拿出两片面包，有时还拿出一个苹果，在不打断工作的情况下，开始他的早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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