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59)_鲁特·维尔纳

五九

　　假如我在莫斯科的中央工作，我一定把这些档案材料翻译出来，充当所有情报人员的必修教材。它能够代替关于最严格的地下工作的必要性的任何理论教材。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材料涉及到的是一个普通人，除了通常所说的对于共产主义的同情之外，人们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一个下土，无论在军队里还是作为个人都不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单单怀疑他是共产党人，审查结果足以写成200页的材料。没有任何遗漏。审查从他的父母亲开始，所有的亲属，从学生时代到他的学徒生涯。所有居住过的地点，他的房东和许多邻人的供词全都记录在案。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读物都记载下来，他的书信，他的休假旅行，他的情人，他的结发妻子，几乎无一遗漏。我在自己的所有经历中，认为这简直是无法令人置信的事情。

　　战后工党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并组成政府。当时哈罗德·拉斯基，奈威尔的兄弟，是工党的主席。

　　战后英国经济状况呈现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只有向美国借一笔巨大贷款才能挽救它的经济困境。这笔贷款无可挽回地决定了英国对美国早已存在的依附关系。美国和英国开始反对苏联的冷战。如果有谁怀疑这种有计划进行的行动，那么邱吉尔在法尔顿、密苏里的演说便可改变他的看法。遗憾的是，工党常常是追随保守党的反苏路线的。

　　1945年5月，女房东要迁回“别墅大道”来。我们必须再一次迁居。伦这时尚在德国，在军队里。战争结束21周以后他才被遣返回家。

　　我对带家具的住宅和那些隔三差五来视察一遍的女房东们讨厌透了，她们对地毯上的每一个污点都表示不满，还要特殊收费。但是像从前一样，要想找到一处带家具的住宅是不容易的，而一处不带家具的住宅，那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望了。一位女邻居偶然间提到一处叫“云杉”的农庄想出租，这处农庄坐落在“柯茨沃尔”山区距大拐弯不远的一座村庄里，柯茨沃尔山及其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距离牛津大约有30公里路程。我去看了一下这栋房子，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里面有7个房间、巨大的厨房和许多的附属房间；整个住宅对于我们来说委实太大了。房子里没有电，也无人收垃圾；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车通往附近的城市。但是这里的环境十分美丽，这栋二百五十年的老宅子，有很厚的木板阳台，低矮的房间，被院落、谷仓和荒芜的花园环绕着，我很喜欢，除此之外，房租也只是我们从前所付房租的三分之一。我租下了这栋房子。也许我还能把部分房间租出去，万一我外出时，家里有人照看孩子们。对于发电报来说，一个和别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人自然是不合适的。

　　我购置了必要的家具，妹妹们把她们剩余的钱也捐了出来。在长长的走廊里，我悬挂了一些中国明代的绘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绘在绢绸上的画非常适合装点这栋古老的农家房屋。

　　在村庄里与邻人们建立联系是困难的。我们对面有一家地主庄园住宅，这位富裕的地主叫伦斯代尔。他从前是一个著名的海军指挥官。菲利浦亲王年轻时在他的麾下服过兵役。我们住在那里时，菲利浦和他的妻子，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还来拜访过这位地主。其他居民是农业工人或者小农，他们并不像我这样，知道什么是“外国人”。

　　就这样，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有尼娜和彼得，米沙假期时从他的寄宿学校里回家来。伦偶尔也从德国回来度假。我知道他喜欢柯茨沃尔山区，我们从前骑自行车游览过这里的风光。我很高兴把我们这第一个正式的家指给他看。他回来度假之前，10岁的尼娜便发过一通议论：

　　“我敢打赌，他会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他不会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躺着，也许他会不顾一切地从船上跳下去，向我们游过来。”

　　但是，当他终于从特拉威敏德回来时，他一点没有心思看看我们的房子和田园般的乡村。他来自一个充满了灾难、巨大矛盾、紧张和困难的德国。

　　我感到伤心，并设法在他走了之后通过在信中描述我们的生活，使他建立起与家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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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夏天

　　……从早晨9点到晚7点，我带着孩子们在斯特拉特福镇①。这是我答应过他们的一次夏日郊游，他们可以大吃大喝一通。喝了四次汽水，吃了三次冰淇淋饼干，逛了两次平价商店，参观别的高级的东西，例如莎士比亚故居，步行穿过剧院大厅。然后在河上划了一次摩托艇，在一处美丽的游泳池里泡了几个小时。

　　①斯特拉特福镇为莎士比亚故乡。——译注

　　1946年2月①

　　①米沙已年满15岁。

　　为了祝贺生日，我给米沙买了一条领带，在这之前他眼巴巴盯着橱窗里的领带，看了好长时间，领带是鲜黄色的，印有许多马头。这是一种可怕的风流男子的事情。如果你想送给他什么，一块颜色显眼的绸手帕即可，越俗气越好……

　　1946年12月

　　……圣诞节过得非常有特点。我把两个德国战俘请到家里来与我们一同过节，他们都住在这个村子里，在伦斯代尔那个巨大的农场里干活；他们都是从为战俘开办的“民主教育营”结业的。我们刚要坐下喝咖啡和吃纯正的胡椒蛋糕，便有人来敲门。进来8位“敲钟人”，按照古老风俗进行了一通表演：他们手里拿着14口钟，各有不同的音响，他们表演了许多圣诞节乐曲，美极了。村民们对于我家的客人似乎感到惊讶，可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发表了一番关于圣诞节的演说，祈求世界和平，克服战争的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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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年里，我又听到一些关于恩斯特的消息，他的处境非常不好。他想返回他的家乡德国来，他问我能否在这方面援助他。他需要向德国流亡者组织证明自己是作为被纳粹迫害者离开德国的。这我当然知道，我可以帮助他。据一位医生计算，他在最后30个月里，每天仅靠400个卡路里热量生活着，他居然活下来了。

　　我通过玛格丽特的发信人给德国流亡者组织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铜山路696号。

　　恩斯特到底未能踏上返回德国的路程。我今天依然坚信，如果他当时能够成功地返回来，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会多一个诚实的，能干的，有牺牲精神的同志。

　　我又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直到1966年于尔根接到一封来自南美洲的信，这是20年以后，第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恩斯特在信中写道，他想念欧洲，也很想回来。此外在观点方面他依然如故。秋末我得到消息说，如果我同意，他要来看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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