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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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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可以不经过在英国的德国党领导同意去执行这些任务。埃里希与威廉·奎能交谈过。假如埃里希如所要求的那样严守秘密工作的义务的话，他可能从未提到过我的事情。埃里希·亨什克、汉斯·卡莱和威廉·奎能受党领导的委托，拟定一个投入这项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埃里希·亨什克暂时脱离党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项任务，即与“战略服务研究所”进行合作并把资料转交给我。在埃里希向我转交了这些同志的照片和简历之后，我向“战略服务研究所”建议由这批同志参加工作。我把这些材料寄给中央并很快得到同意。这些同志都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得到苏联允许的。其中有两位同志遭到“战略服务研究所”拒绝，剩余的同志有：阿道尔夫、瓦尔特、彼得、保尔·林德纳、维尔纳·费舍尔、库尔特·格鲁贝尔、安东·卢。 埃里希不是“战略服务研究所”的正式雇员。他每周从“战略服务研究所”得到5个英镑，从中央得到5镑手续费。事实上与这七位同志一道工作，把他们的情报转交给我，埃里希在他们与“战略服务研究所”之间保持联系，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是一种完全的职业活动。 上述同志与“战略服务研究所”签署了一份合同，他们得到很高的报酬，并获得一份可观的人寿保险。他们在英国接受了8周的训练，他们练习跳伞和利用“步行对讲机”，这是特意为他们的用途研制出来的，它可以直线工作，是一种轰动一时的新鲜事物。他们学会了一种数字密码。他们的护照、服装，他们的生平经历等等都做了充分准备。他们的航空背包里装有隐形墨水、服毒药片和强化食品。我把情况告知中央，局长认为我们的材料很有趣，特别是数字密码。 这些同志每个人都应该在一个约定日期，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到达一个约定地点，带着他们的降落伞离开飞机，着陆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他们的步行对讲机。一架美国飞机将出现在降落地区，通过对讲机建立起空中与地面的联系。 埃里希接受“战略服务研究所”委托，搜集留在德国的纳粹反对者的通讯地址，如果这些同志本身没有联系，可以去找他们。为此埃里希得到中央的同意，与麦克斯一道乘一架美国飞机去巴黎，“自由德国运动”①在那里具有广泛影响，巴黎在地理上距离德国很近，他带回来足够用的通讯地址。 ①德国反法西斯组织。 麦克斯对于与巴黎的自由德国运动建立直接联系也感兴趣。中央表示同意。于是埃里希把这个组织介绍给他。在与美国间谍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中央的同意，我是不采取任何步骤的，因为判断这种处境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我估计，中央是通过它在巴黎的联系亲自掌握那里的事务的。 我与我们那些跳伞员同志当中的任何人都不直接联系，而是只通过埃里希。 根据埃里希的回忆，阿道尔夫是第一个跳伞的人。托尼·卢①和保尔·林德纳是一同起程的。他们跳伞之后成功地与飞机建立了联系。如前所述，这是第一台实现了空中与地面联系的可利用的设备。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护好这台设备并向中央汇报。②我知道，托尼找到了他的姐姐特莱杜普太太，她勇敢地支持了他。托尼·卢，这位几年前已经去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和海关与商品检验部门的早期领导人，肯定会详细记录下自己的历史。 ①托尼·卢即安东·卢，托尼是他的爱称。——译注 ②我在柏林从瓦莉·施密特同志那里听说，托尼·卢保住了他的步行对讲机。瓦莉的姐姐朵拉·塞尔霍夫和她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便认识托尼。她们把这台设备藏到她们在柏林瓦尔滕贝格“鹰岗居民区”的菜园里，埋在李子树和鸡舍之间。托尼和保尔隐匿在保尔父母家里，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受威胁。保尔的父母居住在泰尔托运河附近。红军入城之前，托尼和保尔曾经设法挽救运河上的两座桥。在今日的鲍姆学校桥头，他们遭到射击，桥被炸毁了。在另一座桥头他们剪断了引线，阻止了爆破。第一批苏军人城时，瓦莉·施密特把这台设备交给了一位军官并为此得到一张收据。 托尼和保尔完成任务以后返回英国，我把他们的汇报转达给了中央。 后来，通过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同朋友，我亲自结识了托尼，我们常常在台尔曼广场的共和国宫饭店共进午餐。我从未提到我们在别的事务中有过共事关系。 彼得和瓦尔特是在巴伐利亚上空从一架飞机上跳下去的。从彼得那里没有得到多少消息。瓦尔特返回以后，他的那些情报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趣的。 库尔特·格鲁贝尔是威斯特法伦人，职业矿工，从1933年到1936年，曾经在柏林做地下党的工作，后来流亡到国外。库尔特在苏格兰做过矿工，娶了一个苏格兰女人。他是苏格兰矿工工会会员，出版过一部小册子，书是：《我是一个德国矿工》。 他要跳伞的那架飞机在空中爆炸了，他与乘务人员全都牺牲了。他的妻子得知丈夫死讯之后，表现得非常勇敢和镇定。这些跳伞员的家人全都不知道我们的工作。① ①在一位新任上司领导下，美国机构失掉了对这些工作的兴趣。库尔特·格鲁贝尔是风雨交加的天气起程的，飞机只经过匆忙的维修，乘务人员也没有经验。这只能意味着坠落与死亡。 据埃里希回忆，维尔纳·费舍尔跳伞时，怀揣一份署名劳特巴赫的纳粹护照，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牺牲了。我曾经徒劳地向中央询问过他的情况，德国党领导查问过，英国律师普瑞特也为此做出过努力。维尔纳·费舍尔失踪了。 我想，现在是时间了，这些同志也应该受到尊敬。 战争结束前不久，托尼·卢把一个飞机的小零件交给埃里希，埃里希和我把它存放起来，我们用婴儿车推着小彼得，走到大拐弯附近的森林边上，把这个零件埋藏起来。 由于某种原因，我与中央有好几周没有联系，当我终于想到把这个零件挖出来的时候，却未能找到它。我花费了好几个钟头去寻找，却怎么也未找到准确地点。这种情况在我20年的实践中只有过一次，而一次也太多了。 战争结束数周以后，美国人遣散了我们的同志，与“战略服务研究所”工作便中断了。我的其他联系尚在进行当中。关于同盟国战后政策的情报，对于苏联来说仍然是重要的。 为了庆祝和平，1945年5月到处都在举行盛大的活动。大街上摆列开桌子，还铺上桌布，市民从有限的食物中捐出面粉、猪油甚至一个鸡蛋，当时每人每周只有一个鸡蛋，人们烘制饼干，摆出茶水和汽水。 拉斯基太太组织了我们街道的庆祝活动，一张共同举办茶话会的照片还保存着。我与所有其他的人一道为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感到欢欣鼓舞；我感受到了同样的轻松，因为人们不必再为在战斗部队里的亲属而担忧。大家都盼望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想法是有差别的。 战后随着与“战略服务研究所”关系的结束，我与埃里希的联系也停止了，在这之前他借给我一些有趣的材料：这是一个美军下士的档案，人家怀疑他与共产主义有瓜葛。这是一次有必要与谢尔盖迅速进行特殊接头的机会。他让人立即把大约200页的材料拍摄下来，这是些有价值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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