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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恩斯特是1967年1月上旬来的。这是28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打开门,看见他几乎要晕倒的样子。他无法说话,我其实也无法说话。我扶他坐在一张沙发椅上。他抖做一团,抱怨天气寒冷。我给他煮咖啡,拿来一件毛衣给他披上,当恩斯特冷静下来以后,我才请伦进屋里来。真正平静下来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显得精疲力竭,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最后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

  恩斯特与中央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固执,在罗尔夫在中国被捕以后,很快便中断了。恩斯特找不到工作。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政府要求所有外国人都离开这个国家。恩斯特去了阿根廷,以机械工人身份维持生计。他娶了一个阿根廷女人。现在他十分想念欧洲,最初是他自己先来的,一旦节约出路费,他妻子随后再来。

  他说,他很想居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果不行,在西德他也可以挣一口饭吃。他没有过高的奢望。不论逗留在哪里,他都要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来生活。他谈了很长时间,而我也并未打断他的话。在听他说话时,我竟忘记了他那虚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当他把所有的话说完以后,我问他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他明确表示,他同意中国的发展状况。他保证自己愿意忠实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自己决不介入论争①,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或者听到有人“攻击中国”,他一定要做出回答。

  ①指6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苏(包括东欧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论争。——译注

  伦和我与恩斯特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依然像从前一样固执,寸步不让。

  的确,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眼光看世界和从南美洲的角度看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不论是伦,还是我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讨论中以更广阔的视野反驳他的观点,但是所有的理由都被恩斯特批驳回来。这表明他不准备接受另外一种意见。我们仿佛是对着墙壁谈话。

  假如恩斯特作为一个人从来不曾有过什么作为,我和伦也不会如此伤心,伦刚刚才认识他,也许我们会很快便与他分手。但是他的所有那些好的品质尚存,诸如意志力,牺牲精神,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心,他们的贫穷状况每天都呈现在他的眼前。

  第二天我们带着恩斯特参加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游行,他在青年时代就参加过这种活动。红旗、口号和人群令他颇为感动。当我们踏上弗里德里希费尔德纪念台时,他看见游行的人们向站在平台上的领导同志挥手,他也看见那些同志在招手致意。这时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他说:“这样好。”

  回来后我们接着讨论,但未能取得任何成效。晚上恩斯特乘车走了。伦像我一样感到心情沉重。后来他从西德寄来一封”信,恩斯特在信中写道,欧洲工人阶级没有丝毫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资产阶级化了。因此他决定返回南美洲去。

  从此以后,我再也未听到他的消息①。

  ①1977年我得知恩斯特病了,并且生活拮据。当我独自一人躺在医院里时,收到一封他从南美洲寄来的信,他问我能否告诉他我缺少什么,是否重要?在信封棉纸村里后面夹着一张五个美元的钞票。几周以后我得到这位朋友去世的消息。

  1946年夏天或者秋天,中央中断了与我一道进行的工作。可能并非由于福特的缘故,因为他的背叛是后来的事情。也许在别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我是丝毫不知道的。于尔根当时生活在柏林,伦所在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我请他和我的哥哥弄清我的情况。于尔根告诉我说,他也听说别人中断工作的消息,这在目前似乎是普遍现象。

  我们有一个特殊约定,以备万一失掉联系之用。在牛津班伯里路上距大拐弯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处旱桥下的铁路。在第一条横路之后左手第四棵树的地方,在裸露的树根底下应该放着一条消息。我们约定每月的一个特定时间去取情报。每个月我都骑自行车到那里去。那里从未放有什么东西。

  中断工作的时间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因为信件里提到过紧缩开支的问题。

  * * *

  致玛格丽特的信:

  1946年9月

  我现在很少买东西……你想要我的衣服票①吗?……

  ①当时纺织品实行定量供给。

  伦被遣返以后,可以把他的大衣改染成别的颜色给米沙穿,他现在急需一件……2月中旬以后我将出租一间带膳食的房间。如果你认识什么人,可以介绍我去当“熟练保姆”并带着“自家菜园的蔬菜。”

  * * *

  伦终于被遣返回来了,他在伦敦接受了玛格丽特介绍的一份工作,在一家工厂里,这家工厂发明了一种合成材料喷射成型方法。托尼·卢也在那里工作,他们二人是在这里相识的。

  在我们这个地区是没有希望为伦或者为我找到一份工作的,即使有工作,我把三岁的彼得放到哪里呢?退掉房子,我也做不到,我们再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便宜的住房。伦敦根本就没有空房。伦交替着住在我一个妹妹家里。

  1946年和1947年之间,英国经历百年来最严寒的冬天。大雪纷纷下了一周,风雪交加,煤很紧张,交通运输在全国几乎陷于瘫痪。有250多万工人陷于失业状态。

  我们的房子里有七个冰冷的房间,用火炉保持两个房间温暖都是困难的。

  当时的农村尚不通电,我对于用冒烟的煤油灯,用煤做饭,用铁熨斗熨衣服已经烦透了。抽水泵冻住了,水管子也裂了。

  * * *

  给父母亲的信:

  1946年—1947年冬天

  看样子明天我得再一次花上三个钟头把我们一家从大雪里挖出来。没有公共汽车在行驶,人们感到孤独和封闭,农民们心情沮丧。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坏年头儿,似乎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坏年头儿。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灾难性的。人们当然知道它的路线,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采取这样残酷无情的公开行动。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他们到处插手,想扼杀各国的左翼运动,他们建立反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他们要尽可能多地占领战略据点。希腊和土耳其事件,他们公布这些事件的方式,他们为此而选择的时间,全都是走向下一次战争的重要步骤。我感到沮丧和可怕。我在新闻汇编上所读到的回答是愚蠢的和轻率的。大概的意思是:“这将给希腊带来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因为美国将坚持这样做!”

  附言Ⅰ

  我们现在完全与外界隔绝了。著名的大雪堆在整个村庄里靠近我们的房子,有屋脊那么高。

  附言Ⅱ

  对副食商店三呼万岁。四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徒步来到村里。每人背着一个装有80磅面包的大口袋。我将把这封信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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