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46)_鲁特·维尔纳

四六

　　在英吉利海峡杰兹岛上的采石场工作着一个从前的海员，他曾经驾驶帆船周游过世界，他的原籍是爱尔兰，姓莫利埃蒂，70岁，宽肩膀，2米高。他曾经在美国海港城市西雅图居住过十几年，这座城市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所起的作用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汉堡。莫利埃蒂在那里参加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工业工人协会。伦可以当他的孙子，他向伦讲述了捕鲸船上海员的起义，海港工人的罢工，讲述了被敌人谋杀的革命者焦·希尔，讲述了西雅图的游行，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杰克·伦敦，他的作品是伦最喜欢的读物。这位老人的阶级意识，他的革命激情，他关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和罗曼蒂克的叙述，都对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库克斯的时候，我从秋天到春天都滑雪。早在波兰时我就多次练习过，在瑞士时我经常与维尔纳进山区去。我们从1000米的高度直达超过2000米的高度，几乎到达纳耶的罗歇尔山峰，再从那里风驰电掣一般冲下陡峭的山坡。我是有把握的，伦同样对此也很感兴趣。可跟着我做这样长途滑行，对于他来说是过早的考验。他那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一次得到一个坏的结果。他从陡峭的山坡上飞驰而下，冲到一个大冰块上，他受了伤，还折断了雪橇。没有任何人在我们附近。我们在严寒当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下山来，而在这里步行是很危险的。在这次滑雪旅游当中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伦。

　　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我现在（1974年2月）要从当前的角度补充几句话。几天之前我把几页稿子又看了一遍，于是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这篇报告里，个人的东西是否讲得太多了。有谁会对喜欢滑雪，或者我与伦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感兴趣呢？

　　我放下稿子，像每天晚上一样，我要读两三个钟头的书。这一次读的是《在索伦特过圣诞节》。玛莉埃塔·沙吉娘描写了列宁与高尔基之间的友谊和争执。我怀着巨大的兴趣读这本书，因为像许多其他同志一样，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过高尔基的重要影响。在我15岁的时候，高尔基的小说就激起过我的热情，使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两年以后，列宁的著作以其对理性的召唤巩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一切纷乱中，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这一点我要感谢列宁。

　　八十多岁高龄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书中回顾自己青年时代时写道：

　　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当时尚年轻的母亲一起从蒙特吕斯或者格里翁出发……攀登纳耶的罗歇尔山峰，我们漫游了一整天……纳耶的罗歇尔！10年以后，1916年12月，列宁在给伊内斯·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您滑雪吗？您一定要做这件事！您学习吧，您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里去。”

　　＊＊＊

　　读到这里，我停下来。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的工作非常多和紧张，但是多么精彩啊，他也滑雪，给一个年轻女人的信里还写上：您要去山里，您一定要滑雪。

　　我几乎要从手稿里删掉，我是多么想这样做啊！

　　不只是列宁，列宁夫人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绘说，据她所知“纳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妮很生气”，因为她与“列宁在舒申斯科伊的时间总是这样安排，仿佛他们“无别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译维布①著作。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年轻并且互相爱着对方。”

　　①希德尼·维布（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费边社和工党领袖，着有大量主张社会改良的经济学著作。——译注

　　我仿佛看见玛丽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阳光底下沿着“我们的道路”在攀登纳耶的罗歇尔，我随着她的描写仿佛看见列宁十年之后在瑞士生活、工作并为他的国家准备革命。

　　我不再继续讲述我的过去，但是我很想告诉这位老同志，23年以后，我在纳耶的罗歇尔山峰下一栋瑞土农民房屋里，坐在我的发报机前为遭到威胁的列宁的故乡发电报。

　　1939年底，中央问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给罗莎·台尔曼转送一笔钱去。

　　这时我才弄明白，不但她，就是恩斯特·台尔曼与红军都丝毫没有关系。从询问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次援助和支持行动，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应该充分利用。

　　于是我想到派奥罗去。她在德国有一个弟弟，可以到他那里去度假。德国人可以来往旅行。奥罗不到60岁，矮小，灰白头发，不显眼。不但瑞士人，连德国人也不会注意她。她表示愿意去。

　　我们有一把衣服刷子，木柄上有一个空洞，我经常用它运送钱。奥罗携带着刷子毫未受干扰地到了德国。罗莎·台尔曼深受感动。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任何人都不准接近她，而现在却从苏联来了这种支援的信号。罗莎说，花这些钱是很难的，因为人家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钱，她的每一张钞票的号码都记录在案。不过，单是居住在苏联的德国同志发动了这次捐赠这个事实，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道德胜利，它比这个可观的数目具有更大的分量。

　　1939年冬天我从中央得到一个新的任务：让我去会见一位同志。当我把密码译出来以后，我猜想，这个陌生人要么立即离开瑞士，要么进行一种密切合作，否则不会把这种细节告诉我。我乘车到日内瓦，找到洛桑大街13号，投了一封信进去，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日内瓦拜访那位同志。

　　中央向我交待了一系列问题：他的机构是否还在工作，他的财政状况如何，有无向中央传达关于意大利消息的可能性，或者他是否需要通讯联系，他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这种联系？

　　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位同志言行颇为谨慎。他似乎不太喜欢什么人径直闯进他的家里来，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问。

　　一阵停顿之后，我们沉默地观察着对方。“阿尔伯特”生得矮小结实，倾向于丰满，他的动作给人以迟钝的印象。他有一头黑色头发，一双黑色的眼睛带有忧郁的表情。我喜欢他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书籍和地图，桌上堆满杂志和纸条。阿尔伯特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于巴巴的学者。他想从我这里知道，他的回答能否迅速传达过去，什么时能再收到中央的答复。

　　我迟疑起来。尽管中央请求我帮助他，但并未提起我的发报机。另外，阿尔伯特一个问题还未回答。

　　当我告诉他，一切都会进行得很快时，他才开始描述自己的处境。通过意大利的路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迫切需要与中央取得联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就没有了联系，许多重要消息放在那里毫无用处。中央中断这种联系肯定是有原因的，可这对于他来说太可怕了。他的发报机坏了，而他又没有报务员。

　　我明确回答他说，发电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将向中央建议，在找到别的道路之前，向他提供这种可能性。

　　我就是以这种方式认识了山道尔·拉多同志，19岁时他就成了匈牙利红军的政治委员，他的一生充满了两种热情：一是积极的共产党人的热情，一是在制图学领域博学的科学家热情。他在日内瓦开设的“地图新闻社”是一个极好的合法身份。拉多同志在他那本名叫《朵拉来电》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描写得十分精彩，这本书在匈牙利、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出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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