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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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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官员，他彬彬有礼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最后他说：他们得到暗示，说我有发电报的可能性。库克斯那家小副食店的送货姑娘揭发了我。他确实是用的揭发这个词。有一次她来我家送货时，发现了一个莫尔斯键盘。我笑了，我提议到附近一家玩具商店去参观一下那件危险东西，要么干脆买下来给那姑娘去演示一番。若是商店里没有这种玩具，索性我们一同上山到我家里。当然我不知道那玩具能不能用，因为它是我那个9岁儿子的东西。那官员挥手作罢，尽管我又请求了一遍。然后我便不再说什么，免得使这件事情比官员想象的更重要。针对他的问话，我告诉他我们是流亡者，我父亲在英国当教授，我仰仗自己存放在英国的财产和已经与我离婚的丈夫的支持过活。 我还准备了他提问赫尔曼时该说的话，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官员临走之前，我对他说，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人们在中立的民主的瑞士不信任德国人，不信任这些被希特勒迫害的人，却不把精力集中起来对付德国纳粹，在瑞士有许多这样的人。我说的是真话，我相信他说的也是真话：“我宁愿上百次地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在英国有存款，这是确实的。我在那里一家银行始终存着节约了三个月的生活费，作为孩子们的保险，以备万一我遇到什么不测，或者突然离去之用。在英国有一笔存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必要的。中央用它来支付我和我们小组费用。战争爆发不久，英国便封锁了支付英镑的可能性，于是我们陷入了财政困境。 据我判断，我并未受到监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我又开始发电报。这一次是伦帮助我把发报机挖出来的。 尽管森林里的隐藏处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不方便，费事并且只能在黑暗中去寻找，所以我们决定在房子里准备一个地方，应付“不太危险的情况”。我们觉得堆煤的仓库合适。吉姆请木匠做了一个发报机大小的箱子。借口说往美国寄珍贵家庭用具，为了长途运输保险起见，他请求做得细致并有防水外壳（当时一切都需要说明）。这箱子是一位优秀木匠的杰作。可惜的是被我们埋在了仓库的地里，吉姆和伦把仓库的地板撬起来，挖了一个半米深的洞，然后再把地板放回去，把煤堆在上面。我们可以随时进入仓库，而不致引起疑心，遇到危险情况时，便把我们的发报机放进箱子里。若是用今天的方法发现金属，这个深洞和洞上面的大煤堆可能是不管用的，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有用的隐藏处。 吉姆和伦按时到我这里来，借助玩具热心学习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时他一整天都留在我这里。他们不只是学习无线电发报，而且也学习理论和组装发报机。我把自己在苏联学校里花几个月时间学到的东西全部教给他们。人们都知道我丈夫离开了我，而我正想着重新结婚，这一点使他们的来访显得合法。 吉姆一直情绪很好，伦则是个感情细腻的人，他热爱大自然，对我的孩子感兴趣，与粗扩、灵巧的吉姆相比，我更喜欢他。吉姆的机智，他的组织能力和迅速结交朋友的能力显得更有希望。他与生活在蒙特吕斯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的妹妹开始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她爱上了他，凡是他想知道的事情，她都告诉他。 伦和吉姆共同住在蒙特吕斯公寓期间，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恶化了。当我问到原因时，伦说他那些性格在西班牙时是没有余地的，现在在吉姆身上全都表露出来。说他自私，大想过舒服日子。但是我们丝毫未想到政治上不诚实或者双重人格的可能性。照我的看法，他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年初开始我就设法办理离婚手续。罗尔夫留下一封信，它可以减轻办理当中的麻烦。我多次去律师事务所和行政机关，才看到一线成功的希望。可当假结婚的可能性眼看着成为现实的时候，吉姆开始犹豫了，他说他必须向我坦自承认，他在去西班牙之前，曾经在英国答应和一个姑娘结婚，恰好在这时，他去了西班牙。现在提到结婚，他又想起了这件事情。看样子我只得选择和伦结婚。伦比我年轻好几岁，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否则通过谁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我不喜欢吉姆的解释。要么是结婚的谎言（后来我听说那姑娘怀孕了）促使他去了西班牙，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要么这条理由是他编出来躲避形式婚姻的，而这种形式婚姻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中央希望的。 伦同意假结婚。我向他保证，他完全可以信赖我，只要他需要，我可以办理离婚。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他说没有我的进一步解释，他也理解这种纸面上结婚的意义。 35年以后，当我们手挽手在施普雷河畔进行春天的散步时，为了写这本书，我们设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曾经问伦： “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喜欢我的？” “小说里总是说，爱是第一眼的事情。在维维伊平价商店前我们第一次秘密接头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十分惊讶地说：“我至今也未料到，你从那时候就已经……” 他回答说：“我也是长时间都未觉察。”这一段故事引得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就在吉姆和伦住在蒙特吕斯并逐步学会了操纵莫尔斯发报机的时候，我才深入了解了伦。当时像今天一样，我感到自己是大自然中最幸福的人，我常常出去漫步。吉姆身体懒散，他总是留在房前的草地上，但伦愿意跟着我去漫步。在1939年初秋进行的这些散步过程中，他开始较多地谈到自己的身世。他是一个孤儿，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从未见过儿子。母亲想放弃这男孩，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有偿地接受了这孩子。母亲还来看过他几次，并对刚刚六岁的孩子说：“假期我再来。”男孩计算着日期，当假期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铁路工人家的房子前面，火车就从这里经过。他能听见火车进站的声音，每天早晨他都产生一种新的信念，母亲今天一定会来的。但是她没有来。这个假期未来，下一个假期也未来。她根本不再来，并停止了付钱。这男孩觉得自已被人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抛弃了。 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段伤感的故事，我讲述这段故事，是因为他再未见过面的这位母亲的行为方式，对伦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过分敏感和性格内向，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已被一切人抛弃了。 从14岁开始他便参加劳动，最初是干农活，后来在采石场干活，当卡车司机，最后成了汽车修理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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