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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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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拜访时，我同样也遇见了阿尔伯特的妻子，这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我立即与她建立了联系。莱内与阿尔伯特不一样，她生性活泼，机智，爱说话，当然是在秘密工作允许的范围内。他的孩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还有莱内的母亲，这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对于我来说，结识莱内这样一位女同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可以时常到她家里来，在一位科学家及其精力充沛的妻子的和谐婚姻生活的气氛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只要一想到莱内，眼前便浮现出我们共同回忆早年作为共产党员的情景，我们讨论各种书籍，但更经常的是我看见我们在大笑。我们开许多荒唐的玩笑，阿尔伯特却以不赞成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他不是个无忧无虑和轻浮的人。这反到刺激我们闹得更欢。 莱内对文学感兴趣，有写作才能。她出身自工人阶级家庭，青年时代生活并不宽裕，她必须亲自学习各种知识。 1959年，当莱内已经不在的时候，我在我的那本《奥尔迦·贝纳里奥》里写到过她。莱内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同志曾经在柏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做过办公室工作。有一次萨宝，共产党帝国议会代表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妻子，在那里看见她在哭。莱内啜泣得十分可怜，因为一个同志口述了一篇糟糕的德文稿，而她的知识又不足以修改这篇口述记录。萨宝设法让她进一所夜校正式学习德文。莱内于1936年在法国解救奥尔迦和萨宝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们被一只德国船从巴西运回来，要交给盖世太保。解救未成功，因为这只船并未停在预定的海港①。这些细节是米娜·埃沃尔兹，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妹妹，萨宝的亲密朋友在1959年告诉我的。她当时也参加了解救活动。米娜·埃沃尔兹曾经生活在波茨坦一所名叫“奥尔迦·贝纳里奥”的养老院里。 ①见《奥尔迦·贝纳里奥》第282页。 中央交给我发阿尔伯特的消息的任务以后，我非常高兴，现在我的发报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在最初的三个月阿尔伯特总是把他的无线电报稿抄得清清楚楚地交给我，而我则勤勤恳恳地工作。除了我的消息之外，我还去取阿尔伯特的稿子，把它们译成密码，夜间用我的发报机发出去，我还要破译中央给他或者给我的回答。我把这些回答带给阿尔伯特，再取回新的消息。从库克斯到日内瓦的路途大约花费了3个钟头。伦和吉姆的训练也在继续进行。 伦想出一个主意，准备一只手电筒，用它来运输阿尔伯特的稿子。他把一只电池掏空，在它的底部装上一些铅，以保持它的正常重量。我们把写在薄纸上的稿子卷起来，塞进剩余的空洞里，然后再把电池塞好，表面上与别的电池没有区别。我们采用了一个少耗费电量的灯泡，但却有正常的亮度。 通向我们那栋房子的路上没有路灯，我们晚上回来时，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把手电筒。后来，当瑞士人也必须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手电筒便成了所有人不可缺少的陪伴物。 纳粹德国要求中立的瑞土实行灯火管制，因为城市灯火能给英国轰炸机指示去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瑞士是言听计从的，它同样也给德国制造大量的武器，德国的战争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瑞士运到意大利去。为了不造成错误印象，应该说瑞士人民中的绝大部分是拒绝法西斯德国的，并且痛恨希特勒。 如果不发生令人担忧的事情，我是愿意做这样多工作的。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样维持赫尔曼、伦、吉姆、我自己的家庭和奥罗的生活的。这中间从别的国家汇款过来的一切可能都中断了。当中央通过我的发报机通知阿尔伯特有一位同事来访，并为我们小组捎钱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十分轻松。他是3月份来的，给阿尔伯特带来一台自己的发报机，但却未给我带来资金。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在前边提到，1939年12月我们遭到一次打击，比缺钱还厉害。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赫尔曼从我这里取走他自己的机器，并在弗里堡省“玫瑰女”城堡的住宅里准备发电报的工作。我从未到他那里去过。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在苏黎世或者在伯尔尼见面。他交给我一些消息，让我转发给中央。从此以后他用自己的发报机工作。 1939年12月第二次见面时，赫尔曼没来。替补会面他也未能遵守。我等待几周，然后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从日内瓦的一个电话亭里给他的城堡打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他已经不再住在那里。 赫尔曼于1939年12月11日被捕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我估计可能是被捕了，于是我把自己的猜测汇报给中央。自然，中央了解赫尔曼在我家里与安全官员相遇的事情。 我能为赫尔曼做什么呢？我找了一位律师。我与瑞士的党毫无联系，与个别的同志也没有私交。这位律师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他曾经在那里援救过被捕的诺伦斯一吕格同志。电话簿里有他的开业地址。我提醒他我们在中国见过面，幸运的是，他居然认出了我，我把赫尔曼的事情告诉他，当然并未提到我们的服务单位或者苏联。他答应去问个究竟，一段时间之后他证实赫尔曼的确是被捕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律师，说他可以想办法援救赫尔曼。 后来，大家都知道赫尔曼被捕了，而他又是个德国人，盖世太保要求引渡他。他被纳粹在一次叛国案审判中宣布判处死刑。瑞士官方并未遵循这个判决，因为他们要以自己的方法起诉赫尔曼。 我必须考虑，他于1939年9月份到“鼹鼠岗”我家里来，官方是知道的。我暂时停止了发报工作，但仍在继续教伦和吉姆。突然中断联系是毫无用处的。伦是我的“未婚夫”，他和他的朋友多次到我家里来，是自然的事情。我自己很少去他们的公寓。 没有人能去了解赫尔曼的处境。后来我得知，并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也许是我们的希望变成现实，这类案件通常是由地方审理的，而我们这个省在法律上是与弗里堡省不相干的。当时曾经约我产咖啡馆，而今由于意外事故而死去的那个安全官员，可能与官方的疏忽没有关系，赫尔曼认为就是由这个官员造成的。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什么原因。也许那个官员真的没有记住我的地址。除了认真细致之外，我在执行任务的这些国家见过许多无能的安全官员，我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推测这种事情。 赫尔曼最初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日子。他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但却遭受了某种形式的折磨。他们让电灯一直亮着，审讯一直进行到赫尔曼精疲力竭，还用引渡威胁他。他后来被判刑，只是因为他违背了护照法，而处罚也是轻微的。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被拘留，但享有某些自由，例如1941年夏天，那时我已不在瑞士，他见到了伦，后来还与吉姆见过一面。这些会面都是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律师安排的。 在与伦会面时，赫尔曼事先得知，在到达日内瓦火车站以后他应注意一个仿佛因为刮脸负了伤而面颊上贴着一块橡皮膏的年轻人。这位同志将在傍晚与他会面。除此之外，伦还把中央的问题转告他，问他能否帮助那些从德国逃出来，如今关押在瑞士的苏联军官。我相信，后来赫尔曼在组织苏联军官逃回家园的复杂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有趣的是吉姆在他的书里常常写到为赫尔曼弄钱的事情。赫尔曼曾经从伦那里得到100美元，他在与吉姆会面时未得到过一分钱。据赫尔曼说，在那段时间里他从别的渠道收到过3000美元。那些军官们在逃亡的路上需要衣物、钱和食品。战争结束时，中央把这笔钱还了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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