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23)_鲁特·维尔纳

二三

　　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但愿他在发报机组装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因为我的知识尚无把握。自然我不会把为我规定好的前程泄露给我同学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对安德列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恩斯特是否知道我有一个儿子。这个问题谁都没有想到！安德列建议我自己把这事告诉恩斯特。

　　这件事情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给我添麻烦。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去冒风险，而且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的孩子。

　　一辆小轿车把弗兰茨和我送到恩斯特学习的学校。我被领进一间屋子，把我的大衣挂在走廊里，在冰冷的房间里等待着。这间屋子也许并不怎么冷，可由于激动，我的牙齿直格格打颤。门开了，弗兰茨首先走进来，一个明显比他高的同志跟着走进来。

　　“这是恩斯特，这是索尼娅，你们认识一下吧。”弗兰茨走掉了。

　　我下定决心保持沉默，等待恩斯特先说话，到底他是我的上司嘛。恩斯特生着一头浅色的头发，有一双细细的蓝眼睛，一个粗大的鼻子和一张薄嘴唇的嘴。他肩膀宽阔，身材修长而结实。“你在发抖，”他说，“你想披上我的大衣吗？”没待我回答，他便脱掉大衣，披在我身上。这大衣又长又重，可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然后我提醒自己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情解释清楚。“我有一个小孩，我不能丢下他。”

　　“你有什么？”

　　“一个男孩，一个三岁的男孩，他必须跟着。”

　　关于孩子我早已下定决心。若要我自愿离开他，除非是参加一场革命或者参加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恩斯特若是拒绝我的男孩，我就不会跟他一道去。

　　恩斯特沉默着，而我却在想：立即把大衣还给他，我去找安德列。

　　“我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孩子，我们需要新的一代。”

　　弗兰茨和我又乘车返回去。几天以后我得到任务，打点我的行李，与恩斯特一道学习14天。学校是由一栋一栋的木屋构成的，挨近森林里的一座村庄。

　　在训练结束之前，我们只有不多的时间，可这点时间却足让我认识到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我熟练得多，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韧性和细致认真的人。弗兰茨是个优秀的实干家，但不是个理论家，恩斯特常常用一些问题为难他，直到他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决不让他安静下来。他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晚饭之后接着工作。与他相比，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在发报方面我比他快，这一点令我感到欣慰，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超过他的。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像我历来习惯于与同志们友好相处一样，我竭力创造了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免得他做更多的设想或者提出更多的希望。

　　恩斯特对我做了这样多工作表示满意。他不知道，没有他做出的榜样我也不会做得这样好。由于我既不娇惯亦不任性，他显然感到放心了，我也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和粗旷的样子。我要让他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

　　出发之前，情报局达维多夫将军与我告别。我作为一名德国同志还缴纳了我的党费。关于这种缴纳党费的可能性，我请教了已经在上海的同志，这件事情是由里夏德处理的。

　　我没有再见到艾格尼斯，1948年或者是1949年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她当时生活在牛津，我则生活在牛津附近的一座村庄里，但在我当时的困难处境中，去见她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在政治上给她带来危险。另一方面，关于她的发展状况我一无所知，我应该怎样对待她呢？我只是听说艾格尼斯精神上颇为苦恼，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那些书当时还是很受人重视的。她是在1950年3月做了一次手术之后去世的，她的死令我十分伤心。

　　恩斯特和我分头去布拉格，我们在那里住在不同的饭店里。我的护照是从布拉格开始利用的，表面看来，这整个一段时间我是在欧洲度过的。我们买了一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轮船的名字叫“Conte Rosso”或者“Conte Verde”，从特里斯特出发。按照情报局的惯例，应该乘坐一等舱，被我拒绝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去接米沙了，他在捷克深山里的边境木屋里，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们应该从布拉格起程去特里斯特。

　　我与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除了想着再见之外，心里什么都想。长时间的怀念使我产生盼望孩子的欲望，在大街上我常常迫在他们后面观察他们，每见到一辆婴儿车，我都要往车里看上一眼。

　　起程去边境木屋之前的晚上，恩斯特提议我们共同去看一场电影，在布拉格只有十分必要的时候我才见他。事前并没有这种打算，既然他作为领导这样定了，我也甘愿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托儿所》，一部非常美的法国电影，里面的主角都是儿童。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十分钟以后，我已经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恩斯特肯定不需要一个看了一部电影便嚎啕大哭的女同仁。最初我还以为他什么也未发现呢，我任凭眼泪流淌，不去擦它们，我用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新的眼泪流出来，毫无效果，它们依旧像天然喷泉一般涌流。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只得说：“平时我并不是这样的。”

　　恩斯特把他的胳膊放在我的肩上。“你这样，我很高兴。”

　　这天晚上，我由于哭成这么一副样子而不想去咖啡馆，但是恩斯特坚持要去，这天晚上他第一次谈起自己的身世。他父亲是一个汉堡渔民，他的钱全都喝了酒；他母亲忍饥挨饿为四个孩子而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体面的人。他谈到当他父亲虐待母亲时，他是怎样痛打了父亲，离开父母亲的家庭开始走向大海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一位同志，但这并非一条轻而易举的道路，他面前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当新的世界观吸引他的时候，他开始研究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每当别的同事玩牌，去农村度假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却在读书，在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因为不明白那些生词和长而复杂的句子。他毫不放松，直到他能够说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止。

　　恩斯特谈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我去边境木屋。许多事情我都忘了，惟独这次乘车旅行我还记忆犹新，因为我当时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每一分钟我都距儿子更近了一些。我设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和高兴。这孩子也许不会欢呼着投入我的怀抱，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来。

　　罗尔夫的母亲来车站接我，她未把米沙带来，这令我非常失望。距离森林边缘小房子的最后一小时显得特别的漫长。我无法集中精神谈论任何话题，并且从早起我就没吃饭。当我们走进小屋子时，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向奶奶扑来，藏在她的裙子后面。我儿子甚至都不想跟我握握手。有三天时间他不理睬我，没有礼貌、倔犟，沉默寡言，到第三天时，我实际上不得不违背他的意愿把他拖过来。直到我们两个人重新恢复平静，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

　　从布拉格到特里斯特的路上，恩斯特和带着孩子的我乘坐的是同一辆火车，但却在不同的车箱里。我们想后来公开地作为旅客在船上相会。

　　轮船停泊在码头上。我们的旅行路线是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在开罗、孟买、新加坡和香港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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