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24)_鲁特·维尔纳

二四

　　米沙在船上得了百日咳，他不能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我必须在他身上花费许多精力，照料我那瘦小的孩子。恩斯特心上总是挂牵着米沙，他待米沙既耐心又友好，他觉得我是一个好母亲。

　　当时在苏联已经下雪了，在船上我却身穿无袖白色连衣裙跳来跳去，还与恩斯特在甲板上的帆布浴池里游泳。漫长的乘船旅行，暖洋洋的白天，晴朗的夜晚，太阳和星空都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忍离去的气氛。恩斯特和我有许多时间互相熟悉，互相讲述自己的经历。我26岁，恩斯特27岁。当我们傍晚在黑暗中伏在船舷的栏杆上观看水面，或悄悄低语，或长时间沉默的时候，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我是否还想保持纯粹“同志式的关系”，恩斯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他对这种事情反正并不在意。但是我不想顺水推舟，把自己捆绑在一次梦幻般的旅程中，未来的日常生活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假如我们互相之间并不喜欢，就很难有分手的机会，最好是我们目前谁都不特别喜欢谁。

　　在旅途中有些事情也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当我拒绝乘坐一等舱旅行时，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的，一个德国工人，以自己共产党员的勇气和忠诚选择了情报员的生活，怎么可以突然闯进这样的环境里去呢？每一个一等舱的旅客，当他走进来时就应该明白，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不对头的。同样道理，最好是在外国就过俭朴生活，然后再学着出入资产阶级圈子。我也反对结合作的同伴许多钱。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少见，到目前为止一个同志过着俭朴的生活，或者可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上，却经不住过富裕生活的诱惑，甚至开始喝酒，搞些风流艳遇，变得娇惯起来，或者堕落下去。

　　恩斯特仿佛并不喝酒，如果他是这样的人，我会拒绝他做我的上司。

　　后来他在奉天的公开身份是金属与打字机公司的代理人。他是怎样取得这种联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在旅途中扮做一个“带着少量财产的商人”。恩斯特说一口带有语法错误的德语，他的趣味是低俗的，他的举止也不符合一个商人的风度。有时他把一只未拍完的烟卷夹在耳朵后面，准备以后再接着抽。我试探着跟他谈谈这种习惯，但是每当字斟句酌地说起这件事时，他总是对我表示反感，变得好斗，说我骄傲自大或者小市民气，要么称我是个知识分子。

　　有一次他拿一张准备寄给他母亲的明信片给我看，这是城堡的彩色照片，屋顶上有尖尖的小塔、城垛和落日。

　　我没说话，他感觉到我的犹豫不决，便问道：“你是不是觉得不漂亮？”

　　我不想撒谎。“我觉得不自然，有点俗气。”

　　“是这样，我不过是个工人，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懂。”

　　恩斯特一定知道，我把他看作一个比我自己坚强得多的人物。我很尊重他的热情和作为共产党人的感情世界。我赞赏他的勤奋，他那巨大的意志力和他那丰富的经验；他长期担任过秘密信使，如今又在苏联接受了第二次训练。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一种良好的举止，在我看来并不是价值判断，这对于公开活动简直可以说是必要的。服从他作为上司的权威，对于我来说是毫无异议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有这种权威的。尽管我不想惹是生非，但是涉及到书籍、绘画和人，我还是要讲出自己的看法。可他似乎对我所掌握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比如我所受过的教育、我的流畅的英语、我与人打交道时的稳重自信。

　　我们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旅途花费了三周的时间。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事先我没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只是路过这里，到达之后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当我最终把实情告诉他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只是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接受这是最后的分手。罗尔夫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人们很难设想在一个表面看来软弱的人身上会有这样的品质。当我告诉他，我在奉天可能不是一个人生活时，他丝毫未责备或者难为我，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只是坚持不肯永远放弃米沙和我。

　　我发现罗尔夫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同样有要儿子的权利，若是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已经参加了工作，是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和德国法酉斯主义促使他走到了这一步。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我的心情更为复杂。

　　我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我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我访问了上海的各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我以书商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并得到了我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我的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潜在顾主应该是日本管理机构、医院、大学生和日本企业界。我印了名片和信纸：满洲国①图书代理商，经营教育、医学、科学图书。满洲国奉天P·O·30号信箱。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信纸。

　　①日本占领满洲以后的国名。

　　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在我们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

　　格里沙大概是通过瓦尔特知道我到了上海，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认为我们这次会晤是并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因为我们的社交往来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次热烈的重逢，我向他谈了他哥哥的情况，我在莫斯科拜访过他。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我购买了组装发报机的零件，估计在奉天是买不到这些零件的，我们把它们装进箱子里。

　　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奥托·布劳恩说他从满洲到上海的旅途中携带了2000美元现金，以便援救诺伦斯一吕格夫妇。他描绘了白俄和日本密探不断地对旅客进行监视的情形。

　　恩斯特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驶去，我的米沙当然也跟着我一同走。在1800公里长的旅途中我们时刻注视着自己的箱子。在满洲边境箱子被打开了，在我们的发报机零件当中，除了较小的物件之外，有两只电子管，这种电子管当时有煤饼那么大。边境上的这种检查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若不是奥托·布劳恩在他的旅行记中提醒我，我根本不会提到携带零件的事，下面这段回忆也是在他的启发下想起来的：

　　我们希望在奉天能够买到为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是由坚硬的铁构成的，是一个大约20厘米见方的又笨又重的大家伙。在奉天根本买不到我们所需要的零件，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路程返回上海，到那里去采购变压器。天津近得多，也许他到那里去过。但是隐藏变压器需要做充分准备工作，这只有在上海才可靠。恩斯特需要罗尔夫的帮助，罗尔夫很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他们买了一把沉重的安乐椅，运回我们上海的住宅里。恩斯特和罗尔夫小心翼翼地撬开底座的嵌板，把变压器放在里面，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

　　罗尔夫和恩斯特二人都是细致认真，尽职尽责的人。在最后的一瞬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又决定用结实的细绳把变压器再固定一遍，然后把嵌板重新钉好，安乐椅寄到我的或者是恩斯特的地址。我记得是寄到我这里，因为我让人从上海寄家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安乐椅收到了，但捆绑变压器的铁丝却断了，变压器虽然依旧固定在绳子上，但却沉下来把嵌板磨得薄薄的，万一在运输途中再震动几次，它那锐利的棱角会穿透嵌板，变压器就要从里面掉出来。对于那些驻扎在满洲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密探来说，这足以招来对我们的怀疑。一个有益的教训是，工作不仅是双倍的，而是要三倍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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