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22)_鲁特·维尔纳

二二

　　艾格尼斯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匈牙利同志，我们把关于中国的稿件交给他，里夏德答应我为艾格尼斯复写了一份。我只知道这位匈牙利同志是《国际新闻通讯》的成员，他的名字我忘记了①，他当时已经是个比较年长的人，有一个小儿子。我的礼物令他十分高兴，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份材料。艾格尼斯遇见许多新闻记者，我在那里结识了才气过人，热情洋溢的《真理报》通讯员米哈依尔·科尔左夫。他那本数年后出版的作品《红色战役》，被许多同志认为是描写西班牙内战的最好的书。恰图，艾格尼斯的前夫，即我在柏林的展览会上向他推销艾格尼斯的《大地之子》的那个人，也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他在那里的科学院里工作。

　　①即拉约什·马加尔。

　　艾格尼斯和我拜访了中国的廖同志，他娶了一个来自德国南方一座工业城市的女工。廖姓夫妇有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大约六岁的男孩，他的名字翻译成德文叫“少鹰”。他们住在一座有庭院的平房住宅里，宅内有卧室和起居室。令人惊讶的是，当许多客人来他们家里聚会时，这位年轻的德国女同志懂得如何招待他们，为他们营造一种来到家里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在廖家里遇见王明，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同志，是共产国际领导当中的一位代表。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谈话的细节我已经想不起来，好感或者恶感总是比语言在记忆中停留得长久。

　　王明逝世于1974年。

　　大约15年前，我听说廖和他的一家人生活在北京，他已经瘫痪，而且病得很重，他的夫人在一座大学①里教书，那男孩已经成了职业工程师。

　　①即“外贸大学”，今日的“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译注

　　红色救援出版社邀请艾格尼斯写点关于中国红色省份儿童的东西，她很忙，便请求我接受这个委托，她还介绍我认识一位中国红军的军官，他刚从中国来。出版社对我的稿子很满意，不久便出版了，里面附有艾格尼斯和我在中国拍的照片。我把一份复印件寄给米夏埃尔·高尔德，他在美国是《新大众》的编辑，他把它译成英文发表。我猜想，那稿子是以连载的形式在一家进步少年报上发表的。不论美国版还是俄国版均未保存下来；我手里尚保存着《中华苏维埃少年》的德文手稿和照片。

　　除了我们自己这个集体里的人之外，与这样多的人接触，在我们学校里是不多见的。我的班长们都知道我和谁在一起，我从未背着他们做任何事情。我可以见艾格尼斯，他们也知道我拜访过鲍罗亭并为红色救援出版社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很感激他们的慷慨。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人们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学校里，我们除完成自己的许多课程之外，还做许多社会工作。我曾负责壁报工作。有一期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壁报，”曾经在阿尔巴特街红军总参谋部我们那个局所在的大楼里展览过，还受到了特别的赞赏。我提起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说明我过着一种良好的内容充沛的生活。诚然，有时我也会因为没有单独生活的机会，日日夜夜都必须与别人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心情沉重。然后我便长时间地出去散步，再心情平静地返回来。我很喜欢莫斯科的冬天和它的严寒。

　　1934年2月，我被召到阿尔巴特街来。一位少校和我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我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我的生活经历；由于我学习过六个月的语言，所以我做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今后的几周里我必须特别集中精力工作，我要很快被派出去，而且是去满洲的奉天。①

　　①即现在的沈阳。——译注

　　后来我听说，去奉天在同仁当中被视为是一种惩罚性的调职，意味着被“派到荒漠里去”，他们认为我不会提出任何借口或者顾虑而表示同意。我猜想，做出这样判断的，只有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同志。尽管奉天是一张网，但满洲的政治形势是有趣的，奉天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焦点。

　　返回学校以后，我像面临一场考试一样不停顿地学习。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我，我要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我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我的上级领导。我感到很惊讶，我设法说服这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罗尔夫和我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也到奉天去，我自己就遇见过几个住在奉天的家庭。我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何况我在上海德国领事馆里以罗尔夫妻子的身份登记过的。不跟罗尔夫离婚，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而办理离婚也需要时间。这位少校同志请求我说出奉天的熟人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我感觉到他对我所提出的理由是不相信的。于是我记起了瓦尔特·弗克斯，一位住在奉天的汉学家，我们是在黄海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时相识的。

　　在与这位少校谈话后不久，我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这次与我谈话的是另外一位同志，我立即与他建立起联系，他多年都是我的上级领导。这位同志叫安德列，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有着一张瘦长的面孔，黑色卷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我很快便发现，我在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他熟悉自己的专业，他是信赖我的。他表示理解我的处境。他说话的声调是友好的，尽管他保持军队上级的威严。他很喜欢从外国回来的人那里得到好处。后来我结识了他的家庭，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经一次或者两次在他家住了好几天。

　　安德列告诉我，人们对事情进行了审查，我可以像我所建议的那样，利用我的旧护照在奉天生活，人们已经放弃了关于婚事的想法，尽管这事令与我同行的同志感到不愉快。安德列边说边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大笑起来。

　　通过安德列我在阿尔巴特街的大楼里结识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同事，她叫娜达莎，是个聪明而又热心肠的女人，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那直率的眼神简直令人无法回避。她的面孔是冷冰冰的，但却透着一种独特的美。我很遗憾，我相信她也是这样，我们不能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才有机会补偿了这种遗憾。

　　安德列和我讨论了在奉天公开活动的可能性。我毫不担心找到合适的活动方式，我只是请求允许我去上海见罗尔夫。

　　令我担心和不安的，是我在奉天的未来的上司。我们要长时间孤零零地在地下活动中共同生活。尽管有良好愿望却不能互相适应，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工作和共同生活可能成为一种痛苦。安德列告诉我，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他这一说，我的心情略微平静下来，我在多数情况下与海员能够相处得很好，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一些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喜欢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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