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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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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火车去奥得萨花费了三天或者四天。我欣赏了黑海，那里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干热气候，尤其是接触了俄罗斯人。休养院里没有其他德国人，令我惊讶的是，有一天忽然遇见了马克斯和弗兰茨。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到莫斯科来了。弗兰茨的妻子听说去苏联，曾经十分害怕，但她很快便适应了。两个女人并未跟来奥得萨。 我经常伙同一位保加利亚同志出去散步，他从前是季米特洛夫的同事，现在也属于红军。我们一同去参观城里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参观了《波将金》影片当中那个著名的台阶，我还随他去参观了奥得萨的保加利亚人聚居区。 最令我敬佩的是一位苏联同志，他的胸前佩戴着当时最高的军事勋章——“红旗勋章”。我非常想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枚勋章的，但是我未敢问他。 返回莫斯科饭店之后，在电梯里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她不知道我在苏联，我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们拥抱在一起，一切不快的阴影都一扫而光。在我逗留在莫斯科的那几个月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像从前一样，由于有她，我的生活过得十分丰富多彩。 艾格尼斯来莫斯科，是为了出版一本书。苏联当时正致力于一切反日力量的统一战线，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像艾格尼斯所希望的那样，出版一本毫不留情地批评蒋介石及其政党的书，是不合时宜的。 ＊ ＊ ＊ 学校设在一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里，门口站着哨兵，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我猜想他们也住在那里。这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这乡村的名字我忘记了。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今天这座村庄已经消逝了，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房子的一侧住的是外国人小分队。我们七八个学员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我还记得格尔达，她是我的同屋同伴，还有凯泰，她是一个既聪明又妩媚可爱的法国女人，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猜想她当时不超过18岁。 我还记得一个叫路茨的德国海员，一个叫马莱克的捷克人和一个叫尼可的希腊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叫海尔塔的法国女人。我们大家都是20岁左右的人，只有马莱克年长些。一位与我们没有个人来往的德国同志教我们。我在上海时已经认识的弗兰茨给他当助手。卡洛什是个比较年长的同志，他从青年时代便加入了组织，出生在拉脱维亚，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多年，我们大家跟他相处得很好。卡洛什负责处理学员们的生活事宜，但是他却不懂得处理自己的事情，他有十次得到一套住宅，却总是让给别人，自己住在他那兼厨房的卧室里。 我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对组装收音机很感兴趣，发报技术我学得很好，只是怎么也不明白它的理论。我猜想，我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个有天赋的人。我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我对政治课也很感兴趣。 自从离开上海以来，我经常享受着与同志们在一起的乐趣，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我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我应该做的一切就是学习。 我容光焕发，脸蛋儿越来越圆，越来越红润，我的体重达到了从未有过的130磅。苏联同志建议我照一张相，印在以宣传苏联为目的的招贴画上。若不是想念米沙，我是很幸福的。每月我可以给罗尔夫父母写一封信，我也在同样间隔的时间里收到他们的来信，我用的是假地址，他父母却以为这就是我的真实地址。 格尔达与我共住一间卧室，她吃不惯这里的饭菜，除此之外，还要忍受严寒之苦。她长得很漂亮，喜欢打扮自己，可她那苍白的面孔仿佛从来都不是很健康。 也许是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便染上了宗派主义情绪，我无法理解，一个人若是那么注重时髦衣着、口红和香水，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共产党人呢。在我看来，格尔达是轻浮的，但并非不友好。我们能够相处，但相互之间却没有特殊的交情。一位苏联下士爱上了她，还送她一只镶着珍珠的微型手枪。卡洛什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如醉如痴地议论她，我却以我这种直率的，往往是不怎么讲究策略的方式告诉他，即使面对一个漂亮女人，也该做出客观的判断。后来他惊讶地来我这里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凯泰，那个法国女人，比格尔达优秀得多，她聪明，感情深沉，阶级觉悟高，她也许是我们当中品质最高贵的人。她那一头黑色头发，仿佛油漆的一般，她有一双黑色晶莹的眼睛，美丽的眉毛，一张圆圆的面庞和娇小丰满的身材。凯泰能讲～口流利的德语，她学习俄语很用功，比我们学得都快。 路茨是一个漂亮的德国海员，他从来不缺少崇拜他的女人。希腊人尼可有点被我们大家宠坏了，因为他跟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他只能讲希腊语。马莱克是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他比我们年长，学习对于他来说并不轻松，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学习得更为认真。马莱克是个可靠的好人，大家都信赖他。他喜欢我，我也常常逗弄他。当他做功课的时候，我却做完了，便围着他跳来跳去，嘴里唱着“好学生，好学生”。这是他学会的第一句德国话。我几乎不会说俄语，更不会说捷克语，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交谈的，但是我们交谈过。每当我从莫斯科返回来的时候，他还未睡。 不久之后、，艾格尼斯把一个外出的新闻记者的住宅接收过来，我几乎每个星期六放学之后都到她那里去。她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若是她感到疲乏，我们一道出门或者在家里聊天。星期天我们常常是徒步去米哈依尔·鲍罗亭那里去吃早餐。 鲍罗亭同志在20年代曾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统孙逸仙的顾问，孙逸仙是致力于与苏联合作的。鲍罗亭当时领导着政治使团，布吕歇尔将军是军事顾问。 曾经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0年代的中国》一书的马尔克·卡萨宁，关于他们二人曾经这样写道：“这两个杰出的人物是布吕歇尔和鲍罗亭。他（鲍罗亭）的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难以忘怀。他身材高大，宽阔的肩膀和低沉的声音……他作为演说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天才，他的演说具有引人入胜的特点，能抓住和影响他的听众，这些都保证了他的成功和不可侵犯的权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分量的，有思想深度的，他的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力量和意义……” 我认识鲍罗亭时，他正担任英文版周刊《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很喜欢与了解许多中国事情的美国女记者见面。在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早餐上的谈话，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鲍罗亭每当谈起自己在中国逗留的情况时，总是很谨慎的，但是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热爱这个国家，艾格尼斯又提出许多问题，谈话常常要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中国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农民相比对工人阶级作用的评价，缺乏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危险，以及孤立的处境。鲍罗亭那些聪明的谈话对艾格尼斯产生了平息情绪的作用。 有时他的儿子和儿媳们或者其他的客人也来吃早餐；包罗亭夫人的烹调技术十分出色，桌上摆满美味糕点，这一天我们就不需要吃午饭了。包罗亭和他的夫人英语讲得很好，这减轻了艾格尼斯和我谈话的困难。米哈依尔·包罗亭待我特别友好，也许是我初次来俄罗斯的热情打动了他。他组织我们乘轮船参观，凡是他不能跟随一道去的时候，总是让我讲讲又发现了什么新鲜事物。艾格尼斯得到一张11月7日去红场观礼台的票，她也设法为我弄了一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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