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13)_鲁特·维尔纳

一三

　　这些武器可能都是样品，要么苏联会对它们感兴趣（蒋介石军队里有德国将军当顾问），要么它们对于中国红军有意义。也许是那两位在场的中国同志要学习拆卸和组装这些武器。

　　就在这个时候，米沙大概6个月了。两只箱子都空了，里夏德建议我为自己和孩子准备好另外一只箱子，说我可能会很快要转移到内地去，在中国人当中隐蔽起来。

　　没问缘由，我便打点好小衣服和尿布，灌了一瓶消毒水。所幸我还能给米沙哺乳，这样就不至于给这么幼小的孩子过早断奶。牛奶或者任何一种奶粉，在中国大城市之外，都是不可想象的。照料米沙的中国保姆，在中国称“阿妈”，她告诉我，她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哺乳三年。有些贫穷的母亲把自己的奶卖给富家婴儿的母亲，自己的孩子则靠大米粥养大。令我欣慰的是，不论我隐蔽在哪里，都可以为米沙买到大米。我告诉阿妈说，穷人家的母亲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挣钱，我觉得太可怕了，她回答说：我知道太太打心眼里非常喜欢中国人。

　　我天天等待着消息，不敢离开家，惟恐误了约定的电话。我丝毫未把这种担心告诉罗尔夫，这种担心也只是有限的，因为对于我来说，随时都会发生点什么不测。由于里夏德知道这种危险和躲避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我不会像从前那样受到威胁。

　　我的出行是不必要的。14天之后，两只箱子又装得满满的，同志们重又来我家会面。但是从这时开始，我一直为自己和米沙准备着第三只箱子。

　　把武器和情报资料存放在秘密会面的地方，似乎是不谨慎的，不过情报资料是会面时用的，武器我也只是见过一次，我估计，它们在我家里存放的时间并不长，也许在两年半时间里，它们始终存放在壁橱里。

　　当里夏德要求我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我家时，会面又一次停止了。这回我必须把事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与孩子出生前提出的理由一样，他说这对于孩子和我太危险了。我告诉他，他的这种态度可能招致一位同志的牺牲，如果我连这件事情都不能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他终于还是赞成了，但我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后来，罗尔夫成了共产党人，他多次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苏联的。

　　这位同志在我家大约住了两周，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我们在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是怎样向阿妈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我家的客人的故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这位同志住在我家时，尽管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罗尔夫对他是客气的，热心地招待了这位客人。

　　即使在他离开以后，我们家仍然不许同志们来，直至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倘若有人被逮捕，即使遭到中国警察拷问，也是不能泄露地址的。

　　里夏德有两次拿来文稿让我抄写。一次是法本公司整理的关于中国地理、农业状况和市场可能性的机密资料。另一次是同样有趣的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文稿，大约有350页的打字稿。这是由一位懂德语的匈牙利同志撰写的，这位同志的姓名在“国际新闻通讯”界是国际驰名的，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姓名了。①

　　①关于我不知道姓名的这位匈牙利同志，伊什特万·品特尔同志在1977年11月27日发表在匈牙利党报上的文章中指出，这可能是拉约什·马加尔，他是一国际新闻通讯”的成员；1918年参加过匈牙利议会共和国活动。

　　前面提到，艾格尼斯已经迁居到我家附近。我在10月17日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家具令她十分兴奋，屋子装饰得非常漂亮……罗尔夫再一次证明自己是能干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尾崎秀实。①我曾多次见过他，但我已记不得是以什么缘由见到他的，他的形象在关于里夏德的书中已多有描述，我没有可补写的。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我与他有过密切接触，他曾把随身携带的几帧小女儿的照片拿给我看。可怕的是，数年以后我看到一幅照片，那是他被杀时照的。

　　①日本新闻记者、作家（1901—1944），里夏德在上海与日本时的亲密合作者，与里夏德一道被判处死刑，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

　　我对我居住的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深厚感情，我曾建议于尔根到中国来。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应该毫无条件地结识一下亚洲，这会让你大开眼界。经济和政治方面都非常有趣，我认为这里比美国更重要，学术上尚未经过研究，潜藏着许多资料，你可以用它取得巨大的成就，且不说一切关于人的兴趣了……

　　中国街面上的生活是令人振奋的，挑夫、卖花人、敞开的店铺、敞开的熟食厨房、儿童，我无法详尽描述，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这将是日后在德国令人十分怀念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们能来，将是让你终生难忘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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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许多事情是我所不习惯的。在上海住了一年以后，我曾去北戴河海滨度假，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北戴河是一个绝妙的地方，有连绵不断的山和蓝色的大海。对于我来说，这是离开上海一段时间的好机会。我的体重减轻到了107磅。在中国生活的确不容易。我不知道玛格丽特会怎么样，如果在她的屋子里每周有两个晚上看见15公分长的红红胖胖的百足虫在明亮的墙壁上爬行。若是有幸一条虫子在身上爬过，四个月，常常是一年，留下一条化脓的伤痕。几乎无法弄死它们，总是反复地出来。罗尔夫用锤子捣烂它们。它们会令我发疯。连这里的蚂蚁都有德国蚂蚁的四倍那么大。

　　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十分可怕，简直像欧洲的傲慢一样，中国的腐败真是举世无双。芝加哥犯罪和酒精走私与这里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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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和茜必莉想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让我去那里教德文，我对此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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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于尔根：

　　1931年9月30日

　　学校的情况是这样进展的：教授和他的夫人是这所语言学校的核心，经过精心筹备之后终于开学了，还在中国城市管理机构的教育局进行登记，可三天之后，学校突然被关闭了，既无个人原因，亦无政治原因。管理机构的官员们要求1000金圆券的贿赂，并非官方付款，纯粹是贿赂。现在我们尚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罗尔夫施工的那个承包商，顺便谈到一个欧洲侦探，他要探明那些被禁止的鸦片商店。上海共有36家鸦片商店，这位侦探在他生日的时候，从每家商店得到3万上海金圆券作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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