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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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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31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礼物，我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个巨大的塔形糖衣蛋糕，一块16磅重的火腿，两只活火鸡，12磅糖，4磅上等茶叶，一只精致的筐里装满葡萄酒、威士忌和利口酒。这一切都是罗尔夫从上海市政局的中国建筑企业家那里得来的礼物。另外一个企业家与罗尔夫几乎没有交往，送了我们一张价值100多金圆券的在上海最大商店永安公司的购物支票。接受这类东西在中国或者在局里并不是不诚实的，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 ＊ ＊ 在这封信里，我还提到我的阿妈的丈夫死亡的事情，他是一个扫大街的工人。 ＊ ＊ ＊ 她有一个24岁的儿子，失业了，罗尔夫或许可以把他安排在市政局里。她那15岁的女儿每天去一家店铺弹棉花，每天挣10个分币，有时挣10个分币5个铜板（一个铜板相当于半个芬尼）…… ＊ ＊ ＊ 在我最为美好的回忆当中，只有少数几次是“非秘密”地和同志在一起。一次是1932年我们在一家饭店的聚会，到场的有奥托·布劳恩和他当时的生活伴侣，这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格里沙、里夏德和东道主，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黑头发、黑眼睛的精力旺盛的同志，我像别人一样称呼他弗雷德。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为什么聚会的，那是一个高兴的晚上。奥托的妻子的年龄跟我一样，同样也在青年团里参加过体育锻炼，我们以巨大的灵活性练体操。弗雷德那纵情的笑声既粗扩又欢快，他的声音好听，会唱许多歌曲，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他是这天晚上的中心。 两天以后，里夏德让我去给弗雷德送材料，这材料装在一个不适用的长长的硬纸筒里。弗雷德跟我闲聊了一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兴趣广泛，或者恰恰因为我对他并不熟悉，我对他讲起了我与罗尔夫之间的矛盾，我问他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工作而离婚。弗雷德耐心地听了我的话，他说他非常感谢我对他的信赖。我已经不记得他提了什么建议。三个小时以后，当我走的时候，我才想到，递送这个纸筒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是在考验我是否适合做这种工作。 多年以后我在一张“马德里英雄”的照片上又认出了他。原来他是曼弗雷德·施特恩，他就是那个以克雷伯尔的名字而著称的指挥官，马德里前线的保卫者和英雄。在德国他参加过1921年的三月斗争和1923年的汉堡起义，在中国他于1932年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西班牙内战以后，他成了红军的高级军官。 ＊ ＊ ＊ 我和里夏德、保尔、格里沙、弗兰茨、马克斯到黄浦江对岸的上海进行了一次郊游，关于这一次郊游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1932年10月27日 最近我到浦东去了一趟，它位于黄浦江的另一岸，上海对面，这是一个工厂区。我们拜访了中国基督教徒协会的实验区。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个学校和大约30栋工人住宅，月租金4个马克。我问他们按照什么标准挑选租房人，当然他们必须是基督教徒，除此之外，每月必须有40到60上海金圆券的收入，这就是说，只有工人贵族才允许住进来，因为这是一种高工资…… 然后我们去了乞丐、苦力和失业者们的土坯棚。棚子这个词对于这些简陋的小屋子来说，是一种高雅的表达方式，有些棚子是用废旧铁皮搭起来的，既无窗子又无砖石，没有地板，一个做饭用的小炉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地里。人们的模样简直无法描述。成年人几乎是光着身子披着几块破布片走来走去。这里有上千栋这样的小棚子。有些幸运的家庭，他们的孩子能在附近一家工厂里找到工作，每月挣6个金圆券。这些棚子都归住户所有，只需每年为盖“房”用的这块“地皮”付两个金圆券的房租。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居然存活下来。附近是一栋富裕的中国住宅，带有漂亮的花园。房主是从前一个工厂苦力的监工，他的财富是十个分币十个分币地搜刮来的。大房子旁边有一栋简陋的小房子，几年前他还住在那里。现在连这栋大房子都嫌不够好了，他住进上海一栋更大的房子里，刚刚娶了第四房老婆，这是他的财富的一个新标志。 ＊ ＊ ＊ 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聚在一起进行这样的参观，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也并非不负责任的行动。我说过，许多欧洲人互相都是认识的。在这次郊游中我们还步行到了乡下。我还记得我们在一片草地上所做的游戏，其中就有我和保尔做的“搅黄油”。我们背靠背站着，把胳膊交叉在一起，设法把对方背起来。简直不可理解的是，我居然成功地把沉重的保尔背了起来。一张照片尚保存下来，这是里夏德拍摄的，遗憾的是，只能看见保尔背我的情景，只能看见他的一截胳膊。 最有趣的一次“结伴郊游”是由我和艾格尼斯、阿图尔·埃沃兹的妻子萨宝和奥托·布劳思的伴侣进行的，共出去三天。令我高兴的是，里夏德经过略微迟疑之后，居然允许我乘坐了一次篷船，这是一次无法忘怀的经历。关于工作一个字都不谈。萨宝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她作为一个革命同志的经历，她的理智和她那干巴巴的幽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上海也只有一次或者两次见过阿图尔和萨宝，我很钦佩阿图尔的活泼和聪明，可是他很容易发脾气，每当他过分激动的时候，萨宝都会设法使他平静下来，他们夫妇①一生厮守在一起，从未分离。 ①阿图尔和艾丽丝（萨宝）·埃沃兹从青年时代便是同志，阿图尔曾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成员，后任共产国际代表，在巴西被捕，因受刑致精神失常，萨宝从巴西引渡回德国，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杀害。 我们在上海相会30年以后，我在《奥尔迦·贝纳里奥》一书中描述了萨宝的死和阿图尔的遭遇。 除了与克雷伯尔将军度过的那个晚上，除了去黄浦江对岸郊游和乘坐篷船之外，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我从未遇见过那些与我家没有来往的同志。我能够详细描述我的欢乐气氛，但我已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有些事情记述下来也许没有多少价值，例如萨宝在篷船里做饭，艾格尼斯给我们讲笑话，克雷伯尔将军在那家饭店一个房间里唱歌，我和里夏德、保尔在草地上赛跑，直至连跑带笑地喘不出气来，躺倒在草地上。 我讲述那些大人物，描绘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不过，处于我们的地位，这样放松是极少见的，极特殊的，只是这不多的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这种强盗行为的辩护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人口众多的日本需要生存空间”，后来又说：“希特勒德国在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和它的滋生地苏联面前必须受到保护。” ＊ ＊ ＊ 摘自书信： 这里的政治形势在德国报纸上出现的很少，所以我写了一则短讯。中心问题是中日矛盾。大概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即日本人用军事力量占领了以奉天为首府的满洲的一部分……日本人暂时的兴趣是占领南满，很快就会去占领北满，这就涉及到俄罗斯了，因为俄罗斯是中东铁路的合伙人。俄罗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一场战争，它根本不想打仗，但是向它的边界推进的日本，意味着一种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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