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12)_鲁特·维尔纳

一二

　　我还记得格里沙当时关于这张照片所说的话：“太像了，典型的你，可以称它为‘一个海盗的肖像’。”

　　这张照片和格里沙为我洗印的许多别的照片今天尚在，我今天甚至还保存着当年在格里沙商店里买来的那台已经45年的莱伊卡，用它来摄影仍然是无可挑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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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儿子叫米夏埃尔，罗尔夫知道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同志和作家米夏埃尔·高尔德。我是1928年在美国逗留期间在哈德逊一个夏令营里认识他的，他那本《没有钱的犹太人》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后来他还到德国来看望过我的父母，那时我已经在中国了。直到他1967年去世我还尽量阅读他在美国党报《工人日报》（后改为《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他未能写完自己的回忆录，这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是一个损失。

　　不言而喻的是，小儿子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以后我立即给于尔根和玛格丽特写了一封信：

　　这孩子简直太令我幸福了，可我又害怕他会消耗尽我的全部精力。在这一个月里我什么都不能做，既不能侍候罗尔夫，也不能从事政治工作，也不能读书，不能给你们写信，只能侍候孩子，一切其余的事情只能围绕着孩子。这仿佛是一个充满全新感情和思想的全新世界。

　　米沙①降生11天时，政治又作为“竞争者”出现，写给母亲的信中只有一半讲的是儿子的事情。

　　①米夏埃尔的昵称。——译注

　　1931年2月23日

　　现在每次哺过奶我都称称他，总能增加一克，若是达不到最低限度，我便再给他哺一次奶，每一克奶都是重要的……罗尔夫不断观察小儿子，哺过奶之后我们就互相提醒，把他放回婴儿床上去，让他睡觉，亲亲他，不厌其烦地议论他的小脸蛋儿。

　　经常陪伴我的是《婴儿的哺乳与护理》和《健康的孩子》，作为调剂读皮利尼亚克的《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拉狄克写的那篇十分有趣的前言，内容很丰富。

　　非常有趣的是，欧洲新闻界突然那么认真地关心起苏联的五年计划来。到目前为止他们总是说工人在五年计划当中如何受苦，当然他们要忍受十分清贫的生活，不过我的印象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赞成吃苦的，以便实现他们的事业——五年计划。也颇为有趣的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在肯定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以后，立即采取针对性措施，不向俄罗斯输出机器等，不购买便宜的俄罗斯商品……

　　……若是米沙夜里两点醒来，尿湿了床，我真不应该给他换尿布吗？可当他啼哭，两脚胡乱踢蹬的时候，我还是应该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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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尼斯以爱心和伤感注视着我的孩子的成长，当米夏埃尔第一次露出笑容时，我打电话告诉她，她也看见了他第一次迈步。米沙是个快乐而聪明的小家伙，所有的同志都喜欢他。彼得和前必莉自己尚没有孩子，经常照料他。最离不开米沙的要算我的女友伊萨。在193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里，我第一次提到伊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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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你们描述一个熟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姑娘携带着几箱子书来到这里，她开了一家摆满德文、英文和法文进步书籍的小书店。从前她是柏林一家书店的职员，一家中国出版社提醒她的老板留心在上海的机遇。顾客主要是中国的大学生。她今年刚好23岁，勇敢，是吗？遗憾的是她对销售这一行十分不熟练，我的手痒痒得直想帮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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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萨比我在信里写的可要勇敢得多，她也是一位同志，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她跟她的生活伴侣，一位中国同志，曾长时间地生活在莫斯科，并跟随他一道来到中国。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伊萨把她的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她十分想念她那尚不满两岁的女儿，关于她的孩子，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伊萨的丈夫参加了一个托洛茨基小组，由于在政治上争执不休，她离开了他。

　　伊萨那白净的皮肤上有些雀斑，她有一双乳蓝色的眼睛和一头红色的，一点都不服帖的头发。她不善于，也不懂得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在欧洲人看来，伊萨在上海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很快跟我亲近起来，像亲姊妹一般。她与罗尔夫相处得很好，于是我们的家便成了她的第二个家。我们从来不谈秘密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里夏德小组里的什么人，她也不知道我的情况。上海的人们都知道，我像她一样从事过书商职业。

　　伊萨到我家来时，总是问我她可不可以给米沙洗澡，在她得知她的孩子的死讯之后，她才谈起自己的孩子，这孩子死于脑膜炎。她对米沙的坦率而毫无忌妒之心的爱，是符合她那十分美好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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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谈些关于她的书店的事情，我帮助她组织了一个凯绥·珂罗惠支作品展览。伊萨比我勤快和无私。我做事情比她快，点子多。

　　我已不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见里夏德的副手保尔（保尔·里姆）的，他有时与里夏德一道来我这里。他有一个圆圆的，几乎光秃的脑袋，一双小眼睛和一张敏捷而和善的笑脸，他那巨大而笨重的身体只能缓慢活动。从他那张脸上看不出他的聪明，他那安静的好脾气令人想不到他常常能证明具有一个革命者的坚毅和热情。

　　保尔出身于一个爱沙尼亚农业工人家庭，他的经历：当过红色近卫军，国内战争中的政治委员，曾经被选人苏维埃，在军事学院读过书，当过苏联将军。我不知他在上海生活中所用的姓名，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出生于爱沙尼亚，我曾经数次见过他那丰满而慈祥的妻子露易丝，她出生于拉脱维亚。我当时知道他开着一家饭馆，所以我不相信如《左尔格博士的东京来电》说的那样，他也是约恩那个照相器材商店的老板，两个同志利用一个合法身份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保尔已经通过饭馆取得了合法身份。我从未在格里沙的店内见过他，只在冲印胶卷的后室里见过。

　　我提到过，在我家住宅里会面时，我并不在现场，我只是为同志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房子，我用茶招待他们，亲自把茶水给他们端进屋里。这是反常的，因为欧洲女人把任何工作都交待仆人们去做，为此我偶尔也要侍候其他的客人，以便让仆人们看来，这至多是我的一种怪癖，并非特殊对待某些特殊的客人。

　　我为同志们保存的箱子是会面时用的，里面装的是印刷的和手写的资料。不久，里夏德又提来第二个箱子，像第一个那样，我把它放在壁橱里，放在我们那个在夏天存放防虫蛀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这是一种巨大的旅行箱包，这种东西并不显眼，每个欧洲人家庭里都有许多，因为谁都不是长期在上海生活。

　　当我第二次把茶水送到楼上房间里时，同志们手里都拿着手枪，地毯上的箱子里装的也是武器，我示意里夏德和保尔，我在这个时刻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我却很高兴。

　　不只是纸张，还有武器！于是我感到自己比我想象的要有用处。我总觉得我的工作意义不大，还为此而烦恼过呢。①

　　①箱子里也装有一部地下电台。这是50年后我在苏军报纸《红星》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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