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11)_鲁特·维尔纳

一一

　　立新棉纺厂有2000工人，其中有1500女工和数百名儿童。每天工作12小时，女人和儿童有1小时休息，男人没有休息，他们就站在机器旁边一边工作一边用餐。大多数女工年龄在16到22岁之间，女人的工资每月相当于8到12个马克。多数儿童看上去只有10岁，在炎热的屋子里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十分可怕。儿童的年龄在莱尼和宾欣①之间，却要工作12小时！我看见他们站在机器旁边吃饭，两分钟之内他们要多次放下饭碗去操纵把手，接上断了的线头儿。

　　①她们都是我的妹妹。

　　公司盖了一排两层的房子，一个工人把我们让进他的住宅，这住宅像其余住宅一样，只有一间卧室，里边刚好能容纳两张床……他一家共有五口人，这间屋每月值1.5马克。他的孩子从10岁开始工作，前半年他们得不到工资，如果他们证明自己称职，每天可以得到15到20芬尼，若是不称职，将无偿地被赶出去。这家工厂每月有两三天假期，这要视它有多少活儿可做，当然是没有工资的。没有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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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还有许多页，说的都是参观工厂的事情，其中说到了婴儿们躺在机器旁边，母亲们则用赤裸的双手从几乎沸腾的水中捞取蚕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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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我们沿街进行了一次散步。整个城市被包围在城墙里，城市的四面有四座巨大的城门，每天夜里12点关闭。城外有许多人居住在茅草棚里，这些住户都是来自灾区的失业者。无锡有48家丝织厂，只有4家开工，由于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竞争，提高了出口美国关税，这是普遍性的世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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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和韩就是这样通过生动活泼的直观教学法，帮助我认识中国和它的问题，我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

　　同样，我也十分感激杨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夫人是图书馆员，我们称呼他们为彼得和茜必莉。

　　我不记得彼得是否参加过与里夏德的会面，但是我们偶尔也互相传递情报。彼得人生得又瘦又小，看上去更像个柔弱的男孩子，不像个学者，他的智力令我想起我的哥哥。他像于尔根一样，脑袋里储存着无穷无尽的笑话和故事，一遇合适的机会他便要露一手，要么就杜撰自己的笑话，他会像自己的听众一样，为这些笑话开怀大笑。不间断工作的，严肃的学者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大概需要这种调剂和放松。

　　茜必莉生着一副充满智慧的漂亮面孔，棕色的皮肤，脸上有对小酒窝和特别白净的牙齿，她政治上十分积极，具有组织工作才能。

　　罗尔夫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也成了他的朋友，艾格尼斯也从彼得的知识和联系中为她的记者工作获得了益处，每当彼得和前必莉来我家做客时，她常常也过来。由于彼得是个声望颇高的学者，跟他来往是不会引起怀疑的，与“上层”中国人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在商界与这个国家的富商们保持私人交往是能够赚钱的。罗尔夫在英租界城市工程建设方面的“承包商”拜访我时，总是给我带来许多珍贵礼物，我总是悉数收下，以免超出欧洲女士们的常规。里夏德同样劝我这样做。

　　在里夏德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年轻而温柔的中国女子，她梳着短发，有一副苍白的面孔和略微突出的牙齿。她出身自一个颇有影响的家庭，我记得她父亲是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她根据自己的选择与一个贫穷的共产党人结婚时，被她父亲轰了出来。她是一个聪慧、勇敢而又谦逊的女人，里夏德有时也带她到我这里来，我特别喜欢她，我在《一个不平凡的少女》这本书里，以一个“马银”的形象，为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马银”的丈夫得了肺病，遵照里夏德的愿望，我在莫干山中为他租了一栋小别墅。我还去那里探视过他。

　　当我想起这些同志，想起我们的许多政治谈话，想起和韩与温共同学习的情景，我几乎无法相信，假如他们还活着，他们会敌视我们。①

　　①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开展论战以后，中国与当时的民主德国之间关系亦十分紧张，故作者才有此说。——译注

　　在里夏德小组里最密切的人里，有德国报务员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他因在日本与里夏德合作而成了著名人物，还有弗兰茨、约恩和保尔。弗兰茨生得结实，并不高大，他与一个在上海生活的白俄女人结婚了，让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委实是一个痛苦过程，里夏德也为此而感到不安。弗兰茨有一头像小面包一样淡黄色的头发，红扑扑的面颊，有一副好心肠，他生活得十分轻松。里夏德是否需要两个报务员，是否要取消一个，要么就是为另一个城市准备的，这些我都不知道。也许弗兰茨还有一种我不熟悉的特殊技能。

　　其实，我当时对报务员这门职业什么都不懂。弗兰茨和马克斯都当过海员，当时在情报机构的同志们当中有许多是海员，他们借助自己的职业充当信使，他们经受了考验，进一步接受了训练。

　　比起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来，我与约恩在一起的机会更多。约恩是波兰人，有时我们称呼他格里沙，我发现他喜欢这个称呼，于是我一直这样称呼他。也许这就是他的真实名字。格里沙20多岁，他有一头侧分的深色卷曲的头发，额头如同磨过一般锃亮，一双黑眼睛和突起的颧骨。格里沙很少谈起自己，他沉默寡言、严肃，他比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显得更复杂，我们认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一些他的个人生活。我记得他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他住在上海。

　　奥托·布劳恩①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提到，他在上海一家照相器材商店遇见里夏德和一个德语讲得很好的波兰人，这就是格里沙，那家照相器材商店是他的公开职业。他卖照相机，为顾客冲印胶卷。他是小组里的摄影师，负责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缩胶卷。

　　①中文名字叫“李德”，曾在中国工农红军中任顾问。——译注

　　里夏德问过我，罗尔夫作为建筑师能否接收照相器材商店的内部装修，这个照相器材商店是1931年底，1932年初开业的。让格里沙以这样的方式认识罗尔夫，对于他到我家来是一个好借口。格里沙为装修他的商店提出一些特殊要求，需要与罗尔夫当面磋商，又不让他准确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已不记得我是采取什么计策把他们二人弄到一起的，反正我是让罗尔夫公开认识格里沙的。格里沙兴致勃勃地用吻手和“尊贵的夫人”对我表示问候，但这出喜剧却苦了我。

　　商店开业不久，罗尔夫满足了我一个大的愿望，在那里给我买了一台莱伊卡照相机。我开始以极大热情拍摄人像和风景，格里沙为我冲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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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6月7日致母亲

　　我寄给你的相册里都是旅行和郊游的照片，那张大照片不是我让摄影师给放大的，而是他觉得这张照片好，是他自己让放大后送给我的。我的谦虚性格不允许我有这么大规格相片，所以我寄给你。这张照片是我去兰溪旅行时，瓦尔特用我的照相机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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