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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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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地下工作中的行为是由中国这个特殊环境决定的，一方面在蒋介石政府之下，民主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左倾的新闻作品和机构并未遭到禁止，比起纯法西斯国家，这里对秘密活动给予较多的宽容。在上海的欧洲人，他们生活在法国或者英国管理下，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他们允许做某些事情，而在希特勒或者日本统治下以及后来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秘密工作则会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在反对共产党人方面与他们那些欧洲国家的职业同伙进行着积极合作，反共活动与一个纯法西斯国家相比并未采取更宽容的形式。 我后来读到的数字表明，从1927到1935年之间牺牲了35万到40万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少数人走出了监狱，大多数人不等进监狱便被枪杀、打死、活埋或者砍头。在省城里，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市旁的木桩上，用以恐吓老百姓。 秘密工作问题深深影响了我的私生活。离开上海资产阶级社会，罗尔夫在政治上更接近我。从第一天开始，他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就是正确的、积极的。还在我认识里夏德之前，当我告诉他我盼望着做党的工作时，他急切地请求我放弃这种想法。他说他正在一个陌生的、困难的国家为谋生而奔波，为了对我和孩子负责，他必须劝阻我。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总以为自己是十分坚强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若是让我遇上，我可能是经受不住的。我似乎也没有想到，即将出生的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罗尔夫还未从来禁止过我做什么，更未限制过我的自由，但是这一次他似乎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争执使我和他都很激动，也就是在这次争执当中，我打定主意，一旦与党接上关系，绝对不让罗尔夫知道。在里夏德与我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他，里夏德感到很吃惊，显然他从艾格尼斯那里只听到了关于罗尔夫的好话，这些当然也是对的。 诚实是我们婚姻的基本伦理准则，与其对对方保密或者撒谎，还不如让他受一次痛苦，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规矩人就应该这样过日子。 现在，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变了，在上海的三年里，罗尔夫从来不知道我的住宅成了地下工作接头的地点，装满情报资料的箱子长期藏在衣橱里。有一部分同志，他们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却不认识，有时碰上他们，也只装作是无关紧要的商人，在他面前我也只好这样对待他们。 我不能与他谈论与我最接近的那些人，也不能谈论成为我生活内容的工作。 在19岁的时候，在给于尔根的信里，关于我与罗尔夫在政治上的分歧写过这样的话：“每当这种时候，我总觉得他很陌生，告别时，我们没有握手。” 现在的打击更大，并且影响了我们的共同生活。若是想到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严峻性，或者想一想德国的纳粹时代，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反应。比如我参加了抵抗运动，我的伴侣却警告我，并且不支持我。 罗尔夫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好的，是体贴人微的，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忍受了由于我的工作而造成的分离和困难处境，总是希望保持我们的婚姻。 罗尔夫在上海顺便认识了我们小组里的韩和温，把他们当成了我的语言教师，关于他们，更多的事情他并不知道。 韩有一副生动的面孔，一天里他要上百次地梳理他散在前额上的过长的头发。他生性活泼，具有非常敏捷的理解力，这两点促使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温是个沉着而细心的人，我很赞成他那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我自己所没有的。上课时我给他们读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与韩用德文，与温用英文。二人学习很用功。 关于温，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1年5月27日 ……我的中国学生令我十分振奋，不是我学得特别多，而是说英语的诱惑力太大了，这位老师是讨人喜欢的。固然他的英语说得并不好，所以我才给他上课，但这足以能够判断他是一个出色的聪明人。 1931年11月11日 ……今天晚上我的温老师来了，我每周与他讨论一次中国的事情。现在他写了一本书，关于政府军在农民地区的征收问题，里面有许多统计资料。他送我一本，还带有一手漂亮的签字。当然我不能阅读它，从他口头叙述来看是有趣的，农民们被公然地剥夺了大批财富。一个朋友把它译成德文，有100页，超过了小册子的限度…… ……昨天参加了温的婚礼。事先我询问有多少客人参加，他回答说：“非常简单，只有家里人。”130！我们去了，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我那友好而俭朴的温老师穿起了燕尾服。他穿的是“洋服”，他用这种方式逃避那没完没了的中国式婚礼仪式。这样办事倒也简单，根本不需要什么公职人员，只需由证婚人签署一张纸，收藏在家里。杨教授是证婚人，他身着一件十分漂亮的衣裳①，显得非常亲切。 ①“衣裳”二字是用拉了字拼写的（Ishang），作者在其他中国题材作品中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拼写中国词。——译注 婚礼上有精美的中国菜肴，席间他的朋友走上台去，一人唱歌，一人吹口琴。 家里人大都带着孩子，有的需要喂奶，有的必须换尿布，要么便是在演出节目中间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表现得兴奋不已…… ＊ ＊ ＊ 我的老师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必须告诉我并说明某些对于外国人来说不易明白的事情。 ＊ ＊ ＊ 1931年12月15日 ……从9点到下午3点，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郊游。温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冒着严寒行驶了一个小时到达闵行，这是中国农村，我们立即钻进一家为苦力们开设的茶馆里去取暖，我们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最后我们徒步走入一个邻近的农村，那里的女人们冬天都要糊火柴盒，我们在一旁看着她们，她们每糊1000个纸盒能挣到30个铜钱，合15芬尼。白天干14个小时，能糊1300个火柴盒。 1932年1月11日 ……星期六我与韩乘去南京的列车到无锡，这是一座居住着15万人口的城市，以它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而闻名。 三等车箱里塞得满满的，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很常见的，但更为有趣…… ……棉花像白雪一般覆盖着巨大的田野，这种景象我们在上海郊区经常看见。现在我们看见的是装满棉花包的帆船停泊在工厂前……① ①下面是参观工厂和关于生产过程的描述。 关于生产棉花的一切有趣的事情，我只能用一只眼睛观察，因为我对女工们更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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