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7)_鲁特·维尔纳

七

　　英国人最恨她，因为她从前为印度革命运动工作过。

　　中国在一步一步地观察她，尽管她确实是《法兰克福报》驻这里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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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尼斯和我成了亲密朋友，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互通电话或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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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1月12日

　　星期天晚上，我们去艾格尼斯住宅接她时，我径自扑向她那些德文、印度文、中文和英文书籍。然后我们跟她和两个中国朋友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其中一人是一个学校的中国文学教师，另一个是她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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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尼斯的秘书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女作家丁玲的伴侣。我也认识了丁玲并取得了她的信赖。她曾经长时间在中国红军里。我遇见她时，她正积极地在新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工作①。关于1930年的圣诞节，我曾经这样写道：

　　①丁玲在“文革”中长期被关押，今天她是中国在世的最伟大女作家。不久前我收到她的几本新书并有题词：索尼娅留念，丁玲。

　　晚上10点钟我们和艾格尼斯进了一座中国剧院。最著名的中国演员梅兰芳正在上海进行旅行演出，这是一次经历。他扮演的是女人角色，他是那样妩媚和漂亮，你简直无法描述。开始有片刻时间，人们需要克服这是一个男人在表演的想法……首先是所存的赠品。书籍：高尔基的《一个人的诞生》；米勒的《如果我们1918》；爱伦堡的《汽车的生活》；谢夫林娜的《维丽涅娅》；《中国短篇小说杰作》；埃里希·凯斯纳的《一个男人的答复》；皮佩尔出版社的《艺术年历》；孔·维因纳的《亚洲》；斯丹达尔的《帕尔玛修道院》；佩克汉默的《中国》；豪森斯坦的《当代艺术》；安德雷·莫洛亚的《拜伦》；里尔克的诗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北纬四十二度》。

　　1931年1月6日

　　我们的图书馆里突然增加了5本马利克出版社①的图书，对此我们一点都不伤心。艾格尼斯请求我给一家杂志写一篇关于上述5本书的书评，为此我可以保留这些书。

　　①马利克出版社创立于1917年，柏林，领导人是德国作家维兰德·赫茨菲尔德，曾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做出重要贡献。——译注

　　关于这家杂志和它的主编，我在给家人的信里没有详细描述。它当时的名字叫《奔流》，是由中国作家鲁迅主编的，它的名字必须经常变换，要么只能秘密出版。

　　后来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当然都是用的笔名。我还记得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德国工人手里的毛笔和钢笔》，我写的是关于20年代工人作家和工人画家的事情。

　　我常常到鲁迅家里去拜访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轻的妻子和他的小儿子生活在一起。

　　鲁迅，生于1881年，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像高尔基一样，他描写普通人民，描写他们的尊严和痛苦。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长相也颇似高尔基。他有一张端正、苍白、敏感的脸，当时已经得了肺病，1936年死于肺结核。

　　鲁迅生活得十分俭朴，有一次我送他那大约只有三岁的儿子一只带轮子的木鸭子，这位父亲十分感动，一再说：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礼物呀。

　　鲁迅想出版一本凯泰·珂罗惠支的画册，我帮他搜集了那些画，后来他赠我一册，还写了一句友好赠言。由于我对珂罗惠支评价颇高，又十分尊敬鲁迅，这份礼物对于我来说双倍珍贵。这本画册在后来的战乱中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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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月14日

　　昨天我整整忙活了一天，把艾格尼斯为《法兰克福报》写的一篇7页打字稿长的文章译成德文。是关于中国农民和红军的。法兰克福方面的译员在她的上一篇文章中犯了一个大错误①，所以这次她请我来翻译。

　　①政治性错误。

　　在最初的时间里，我们的友谊对于我是十分重要的，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像艾格尼斯这样的名人，居然愿意经常和我在一起，我怎么会成为她所信赖的人呢？

　　艾格尼斯是一个独身女人，她经历过充满革命斗争的丰富生活。我是个共产党人，但我在物质上是无忧无虑长大的，现在面临着生第一个孩子，对此我非常高兴，我生活在精心呵护之中。除此之外，我比艾格尼斯年轻得多，我还没有经验。

　　艾格尼斯有着十分突出的个性，她以自己所写的书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她为中国的解放斗争做出了很大牺牲。同时她也是个不稳定的人，她常常表现得很风趣，以她的幽默来感染人，但也更经常表现出压抑、沮丧的心情，这一点影响了她的健康。也许她需要我的沉着和我的乐观主义。除此之外，我总是为了她存在的。只要她感到寂寞，便来拜访我。凡是在她感到沮丧的时候，夜里3点钟给我来个电话，我也会立即起身到她那里去。

　　我们的友谊刚开始不久，艾格尼斯就告诉我，她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是和我们一致的，但是服从我们党的纪律，对于她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也许是由于地下工作的缘故，她不愿意向我透露自己的党派属性。但是，我依然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尊敬艾格尼斯，世界上很少有像她这样的人，对我的发展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但是，每当她那自发的感性反应，影响了她对政治事件的评价时，我便表示不赞成她的意见。一旦我们之间发生争论，她便怒气冲冲地走出去。几个小时之后，她便打电话找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又对我好了，我也高兴。

　　在她的《中国胜利》那本书里，艾格尼斯说，她始终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积极支援了中国革命，但她从来不是党员。这本书是维克多·高兰仕出版公司出版的。

　　许多年以后我再一次通读了她的书，我发现《大地之子》这本书包含了她的许多苦闷、仿惶和自发的行动，这是我年轻时未曾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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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3月19日

　　……你问我有多少朋友。我们没有多少朋友，但有许多熟人。在朋友当中，除了圈外，自然首推艾格尼斯。

　　1931年10月4日

　　……艾格尼斯迁入一栋公寓大楼，有了自己两间一套的住宅，距我们只有两分钟路程，我们都很高兴。罗尔夫装修了住宅，设计了所有家具。当然一切都应是俭朴的，可他那些图纸占去许多地方。

　　1932年3月6日

　　……艾格尼斯又生病了，她下周进医院打针，对她的心脏进行照射治疗。主要是神经紧张，她埋头于正在写作的这本新书。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许多我们共同的朋友都出现在这部书里，我们常常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但我不能透露得太多。我相信，这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最近两夜我睡在她那里，只要有人夜里和她住在一起，她就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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