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6)_鲁特·维尔纳

六

　　在我写这些信的时候，我的真实生活内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这是后话。我回头再讲讲在上海最初几周和几个月的经历。除了忍受炎热、无聊和我在上海“社交界”所遇到的困难之外，在最初几周同中国人丝毫未发生关系。我见到的是肮脏、贫穷和残酷。我那实现兄弟般团结的愿望，我那很想接触人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心自问，我是不是只能在理论上做个共产党人，不懂得这里的实践完全不同于在家里？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不断的恶心。我天天呕吐，身体日渐消瘦。医生们担心我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生活没有规律。直到10月份，我的健康状况才见好转，当然，我感觉到“肠子在蠕动”。医生诊断说，不是肠子，而是孩子在蠕动。我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却没有一个医生做过这方面的检查。现在我高兴了，“命运”做出了另外的决定，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计划，再有4个月，宝宝就要出世了。

　　天气稍微凉爽以后，我便出去逛大街，假日时，我和罗尔夫去郊游。我读了许多书，上中国语言课，我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习惯了这个国家，看到了它的人的素质，周围环境的美，享受着它的文化。特别是我在设法理解政治事件方面取得了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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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0月28日—30日

　　昨天，星期天，我们搭乘公共汽车出游了一段，在中国人中间，我们是惟一的欧洲人，别人都有自己的汽车，要么根本不出游。在一条河旁我们走下车来，发现了非常好的道路。偶尔见到一座小村庄和农民住房、竹林、棉花地，到处都是棉花。

　　上海居住着300多万人口。在外国人聚居区里住着4.8万外国人和140万中国人，另外160万中国人居住在闸北中国人城区。外国人中大约有18万日本人①，6000白俄人（流亡者），7500英国人，1400法国人，1800美国人，2000印度人，1300葡萄牙人，1400德国人。这期间我了解了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事情。这里的共产党人在三个所谓红色省份里力量最为强大：它们是江西、湖南、湖北，它们合在一起像德国一样大，有全德国那样多的人口。它们都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农村里有公共的土地和谷仓，没有大地主等等。这些省份里的红军合在一起有15万人，在他们背后是数百万有组织的农村和城市居民。

　　①大部分日本人生活在外国人聚居的虹口区。

　　……两个月之前，蒋介石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共运动”，要在4月份彻底消灭所有的红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出动了35万人进入红色省份。

　　……外国势力自然都支持蒋介石。这里的121艘外国战船当中的大部分都游弋在扬子江上，与中国舰队一道攻击两岸和江上的红军。

　　……下面的事情也有助于了解这里的形势：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在许多省份根本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是由将军们私自管理和指挥的。每个将军都有自己的士兵，将军们之间的战争蹂躏了这个国家。在有些地方，南京的将军们和地方将军们互相调剂，比如在剥削他们管辖的省份方面，他们的兵力也互相调剂，因为他们的驻地社会条件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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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还未与党建立起联系。我暗示给我哥哥，同志们在德国似乎尚未采取什么措施。现在我希望得到随便什么消息。虽然这在中国对于已婚欧洲女人来说通常并非如此，但我还是竭力要做些事情，直到我知道自己要生孩子，才停止这种努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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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0月21日

　　令人非常高兴的是，我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半日制工作。我曾经提到过普劳特，远洋国民电报公司的领导人。首先我为他建立一个政治档案室，搜集德文和英文新闻剪报……

　　1930年10月30日

　　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普劳特是个非常喜欢摆架子的人，但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亚洲和中国通，我从中也得到许多好处，每当我刨根问底地向他请教时，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解释一切，当然，政治上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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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普劳特我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就有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位同志面前，令我感到十分痛苦。有时我会想，你为什么不去拜访他，把一切都告诉他，说你是一名党员，感到十分孤独？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不能这样做。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德国时，我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读过她的《大地之子》，在这本书里她描写自己那充满辛酸与贫困的生活。艾格尼斯是一个非技术工人的女儿。她父亲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她是作为刷盘子女工和摘烟叶女工挣钱读大学的。后来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大学里工作了多年。她在印度生活过，参加过那里的革命活动。关于她的生平，我在柏林时，大概是1929年或者1930年，还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当时党在波茨坦广场组织了一次大型书展。扬·赫特菲尔德负责布置展览厅。每天晚上我们的宣传鼓动队都在那里演出。展览搞了4周，从14点到22点开馆。

　　有一次两个印度人来到我的书摊前，我想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大地之子》卖给他们，还讲述了书的内容。我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艾格尼斯跟一个印度人结婚，后来又离婚的事情。二人当中那个年长的说：“全都对，我就是跟艾格尼斯结婚的那个印度人。”

　　我知道艾格尼斯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报》记者在中国工作，她自己却左倾得多。我很想认识她，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我去接近在我看来如此了不起的人物。

　　普劳特知道我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我介绍给她。我记得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我向她描述自己：“23岁，身高1.70米，黑头发，大鼻子。”她纵情大笑，回答说：“34岁，中等身材，无特殊标志。”

　　次日是11月7日，俄国革命13周年。我为我们的住宅买了红玫瑰，至少提醒自己记住这一天。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庆祝11月7日多么好啊！

　　我们约好在市中心见面，立即互相辨认出来。艾格尼斯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跟我家的红玫瑰一模一样，她要把它送给塔斯社的代表，祝贺11月7日。

　　我记得，我们坐在震旦饭店的咖啡厅里，艾格尼斯刨根问底地盘问了我一通，由于我知道她的信仰，而且非常喜欢她，自从在上海生活以来，我第一次丝毫未隐瞒自己的世界观。我提到我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不幸，但我未请求她帮助我建立联系，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党员。

　　关于这次会见，我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1930年11月10日

　　……艾格尼斯看起来像一个聪明的女工。穿着朴素，稀疏的棕色头发，非常活泼的、灰色的大眼睛，她有一张虽不漂亮但却端正的脸庞。当她往后梳理头发时，人们可以看见她那巨大而隆起的前额。她在这里生活得并不轻松。欧洲人拒绝跟她来往，因为艾格尼斯彻底伤害了他们。当年她抵达上海时，封建的美国俱乐部为她举行了一个茶会。艾格尼斯去了，她对一切中国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她问是否有中国人参加，回答说：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会员。她又问道：也没有中国人顾客？回答说：中国人不许进俱乐部。听了这话，她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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