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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8.最后的愿望

  将军拒绝了退休总统应该享受的年金,带着妻子回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科龙贝教堂村。他从国家接受的惟一的东西,就是武装部队拨给他的、坐落在巴黎布雷特尔大街的一座不大的平顶房。房屋里有间小小的办公室,挂着生丝挂毯,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这里被作为他接受和处理来自世界各地信件的地方。

  6月19日,即他著名的“六一八”讲话发表29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将军开始写他的《希望回忆录》,这是他必须用尽最后的力量兴建的最后的文字纪念碑。法国外交部一个由皮埃尔·路易·布朗领导的研究班子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这部回忆录计划为三卷,第一卷《复兴》,写1958—1962年间的事,于1970年出版,并立即成为了畅销书。第二卷《努力》,仅完成了没有标题的两章 ,计划中是七章 ,两章写政治,两章写经济与社会,两章写外交事务,最后一章写哲学,对法国、欧洲和世界做出评价。第三卷《终点》,将写1966—1969年间的事。

  然而,写作并不能排解失意的苦闷与忧伤。因为直到这时,这位老人也没有改变他的我就是法兰西!我代表正统的观念。他沉痛地决定再不参预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不再同现任部长们谈论“国务”问题。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给别人留下他在幕后操纵政治的印象,除非因国家制度和重大的政治抉择引起争执,或者遇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掩护一些他不同意的行动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会另搞一套。但他们别想借用我的名义来干这事。我已经不再继续工作了。当然一切都两样了。这将是他们的事。”

  对他的离职,世界上真正满意的惟一一个人是他的爱妻伊冯娜·戴高乐夫人,因为只有这时他丈夫才真正属于她了。但在别人面前,戴高乐也偶尔流露出“满意”的心情:即离职已经“成功”。他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

  我也该下台了。要善于下台。你要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退场,因为我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参与管理’法国前途的问题上来了。”听的人都附和着安慰这位不甘心的老人:“你的引退是高尚的,这同你的光荣历史是相称的。”

  有时,他也这样辩解:“区域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惟一方式。”

  但后来,他的苦闷心情常占了上风。这主要是对法国人痛感失望。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是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弱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经常重复这么一句话:“啊!如果上帝假我岁月!”

  6月份法国举行的总统大选,戴高乐还是给予了关注。为了免使竞选者蓬皮杜为难,他带着妻子离开了法国,去爱尔兰度了一个月假。6月15日,蓬皮杜以58.21%的选票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第二天,他就给新总统发出了封电报:“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回忆录的撰写比较顺利。埋头写作之余,将军也没忘记去实现在执政期间由于政治上的禁忌而未能满足的宿愿。过去,他对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将军维持长期统治的艺术一直钦佩不已。1970年6月8日,他终于得以在马德里郊外的豹宫与佛朗哥将军共进午餐。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访问中国。原来他是极力敦促尼克松去,现在他开始通过外交部门为自己探讨这种可能性。1970年3月2日,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致函戴高乐,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我的将军,我过去由于你本人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没有能够实现而感到遗憾。胡志明在他的遗嘱里清楚地表明,如果假以岁月,在他的祖国解放以后,他愿到各友好国家致谢。这次会见如果实现,那将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多么好的精神补偿!唉,死亡竟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交情。

  毛泽东现在还健在。你所谈论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从本质上接触到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总是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这里,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在巴黎,中国大使去年11月曾向我表示,他曾三次试图获得访问你的机会。他很惊奇,作为自由法兰西老一辈人,我自己竟然没有要求去看您。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是一件大事;对于未来,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形象,也是一桩大事。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使我国处于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这个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世界上只有您能够既明智又自由地完成:这就是远行中国。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我的将军,这就是我久久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最后还是决定对你说的话……

  可惜这话迟了一步。他可能早先并不知道,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情感。他称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解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赞赏。他说:“只有毛泽东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也只有他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当时的不发达和无政府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访问中国,亲眼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再看看西安古都,然后再旅游上海、南京、广州。于是,外交部门约定,到1971年6月18日,即他“六一八”讲话31周年纪念日那天,他将在中国。

  可惜,死亡再次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事情!1970年11月9日,将军由于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80岁了。他死前并无任何疾病和不适现象,还像往常一样地撰写他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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