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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戴高乐自己对全民表决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显示人民对他的广泛支持并从中汲取力量:它可以使他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而无须通过讨厌的代表之类的中间人;它还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变成“是”和“否”两个简单的字眼。在他当政的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四次全民表决。第一次是1958年表决通过新宪法,第二次是1961年表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第三次是1962年表决阿尔及利亚独立,第四次也是1962年,是关于总统是否应由普选产生的问题。这四次表决都没让他失望。所以,第五次他也希望如此。

  但在内心里,戴高乐却又有隐忧。他现在对法国人开始失望。他的打算是,他还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法国人听他的,他就坚持干到1969年79岁的生日,争取把新的社会秩序作为他留给法国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法国人不听他的,自甘堕落,他就退休,用另一种即写回忆录的方式为祖国效最后一次劳。他把全民表决的时间定在11月初开始辩论,1969年1月中旬最后投票。

  但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希望推迟一点,好让他有时间处理紧急的教育和财政问题。11月的金融危机,则又一次打乱了表决的进程。同时,他身边的人也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怀疑和悲观情绪。他们认为,谁也不需要这个“合作”,甚至连工人也不要,因为工联主义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竞争。

  这些挫折动摇不了将军的决心。他劲头越来越大,他雄辩滔滔,力图用满腔热忱来感染他周围的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极权主义的,过时了的共产主义”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之间,必须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他将指出这条道路是什么。

  热心的加比唐敦促他加油干。他说:“我的将军,别害怕同工业家发生公开的冲突。资本家要同你斗争,越斗越好嘛,他们的反对将使民情沸腾,转而支持你的意见,你要依靠法国的左翼群众,真正的戴高乐主义就要开始了。”

  1969年2月19日,部长会议决定表决将在4月27日举行。政府将在4月3日国民议会召开春季会议时向总统正式提出必要的措施。第二天,将发表改革议案全文。正式的公民投票将从4月14日开始,其中包括提供在广播电台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的便利。

  在最后时刻,一场新的社会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位老人改革社会的信心。3月11日,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使全国许多地方陷入了瘫痪。部长们愁眉苦脸,要求总统立即放弃他的全部计划。接着,《费加罗报》发表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异常精确地预示出:53%的选民打算反对,只有47%的人准备投赞成票!

  结局已经非常明显,等待将军的将是一场惨败。这时候,如果将军只图使计划成功的话,他可以通过利用戴派占压倒多数的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没必要再搞全民表决使自己面临难堪的人民的公开拒绝。但是,将军的生性使他不做它想。3月19日,他在一份公告里说:他把公民投票当作“正交给法国人民来决定对他的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之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这种选择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正是他一生的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也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悲壮的。

  25日,他就是怀着这种眼看着政治生命到头了的悲壮情怀,依照惯例向全体法国人发出了他的最后一次激动的呼吁:“法国女同胞们,法国男同胞们,在决定法国今后的命运方面,你们每个人所做的决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关系重大!”接着,他把预先写好的辞职公告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顾夫·德姆维尔。他要总理把它放在口袋里装两天,只有在得到将军的许可之后,在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早晨的某时某刻公开发表。

  形势急转直下。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费加罗报》民意专家的预言:

  1090万票赞成,1200万票反对。百分比是:赞成票占47.58%,反对票占52.41%。晚上11点钟,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给在科龙贝的将军打电话,问公告可否发表?将军的回答是简洁的两个字:可以。

  午夜,全世界都确切地知道了这件预料中的事。将军的最后正式声明就像他的答复一样简洁:

  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1969年4月28日上午11时。

  将军骄傲地永远回到了他的平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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