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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急救大夫经过简短的检查,诊断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将军不省人事,他的面容在几分钟内变得苍白,双手也同时发白。据大夫说,将军没有痛苦,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要死。

  被尼克松认为“在世界第一夫人中排位很靠前”的伊冯娜·戴高乐夫人英勇地面对了这惨变。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她强抑悲痛,立即着手处理那些她应该独自处理的问题,因为她的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她要神父打电话向巴黎宣布将军之死,并通知菲利普·戴高乐。神父对巴黎的布瓦西厄将军仅说了半句“你的岳父刚刚离开我们……”就泣不成声了。

  蓬皮杜总统于次日早晨8点半得悉噩耗。中午,他向全法国人民做了如下广播讲话:

  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

  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11月10日,爱丽舍宫发布了将军的遗嘱。这遗嘱写于1952年1月,16日戴高乐将军把他密封在一个信封里亲手交给了蓬皮杜,规定要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现在是该启封的时候了。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

  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份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里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以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 ,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这个18年前的遗嘱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70年11月12日举行他的葬礼这天,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普遍规定为国丧日。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未参加。只有几个曾任过部长、抗战时期戴高乐的战友参加了村教堂的葬礼和当地教堂墓地举行的入土仪式。同时,法国4万名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自行来到科龙贝,为他们的将军做最后的送别。

  也有盛大的仪典,但是只在巴黎。11月12日上午,在科龙贝举行葬礼之前,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来自世界各地的63位现任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260英尺长的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向这位世纪的巨人沉痛地表示他们的敬意。几十万巴黎人冒着倾盆冷雨,默默地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26年前他们的救星曾站立过的地方,肃立致哀!

  第二天,巴黎市议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这既不是表彰,也不是授勋,只是一种纪念,是一种最接近于所想象得出来的、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办法。它无声地记述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评价:

  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坚定。他的战友和他的敌人都认为:

  他是一位历史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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