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6)

九六

　　1968年元旦，在应该是万家团聚欢乐的日子，刘素菲悲惨地离开了人间。5天以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说刘素菲是跳楼自杀的。孩子们问专案组他们的妈妈是怎么自杀的？回答是：“你们无权过问这些。”孩子们要求把妈妈死的消息告诉爸爸刘澜涛，让爸爸向妈妈遗体告别，见最后一面，却遭到专案组蛮横的拒绝。专案组还轻蔑地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孩子们无可奈何，只有带着妈妈的骨灰，到处辗转躲藏，最后悄悄地安放到陕北米脂老家。孩子们不相信妈妈是自杀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妈妈不仅心胸开阔，对党忠诚，而且还发现妈妈在一封信上写着：现在为什么在大量迫害老干部？这不是毛主席的主张，是一个阴谋。既然她已看穿这是一个阴谋，自己又无任何问题，为什么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就先去自杀呢？她时刻被人看守着，看守的人怎能不管而任她去跳楼呢？专案组在宣布她自杀的第二天，便立即将遗体火化，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呢？这又有多少费解的谜！

　　让人们难以猜测啊！刘素菲含冤去世的消息，刘澜涛是在7年以后才得到通知的。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死了，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到处流浪。后来在安庆学开汽车，专案组人员知道后指责说：你们知不知道汽车是四条腿，跑得快，怎么能让叛徒的儿子驾驶方向盘？！更有甚者，刘澜涛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位教英语的李老师，因教过的学生被打成“叛徒”，也受株连挨整了。造反派批斗他说，你的学生这样坏，同你的教育有关！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教师自豪地说，我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荣，你们要整他，那是你们的事！

　　§株连一大串

　　在十年浩劫的悲惨岁月，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而身遭此祸的还有：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也是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敌人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坚强共产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他自然也在劫难逃，成为“61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1966年9月18日，曹轶欧跑到中组部，主持召开了“中组部和中监委联合揭盖子大会”，李楚离也被揪了出来，被诬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干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等等，给他罗织了许多子虚乌有的罪名。大会点名揪斗之后，便被关押进了北京卫戍区的监狱，从此便开始了频繁的审讯和揪斗。从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个月中，在李楚离专案组的《审讯记录》中，就记载了李楚离被刑讯揪斗了194次。有时竟一连6天对他进行文批武斗。专案组的成员站成一个圈圈，把李楚离围在中间，你推过来，他推过去，你一拳，他一脚，对他“加压力”，“整态度”，逼他承认是“叛徒”，交代“叛徒”罪行。由于受李楚离“叛徒”冤案的株连，37位高级干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的1604名干部受到审查，唐山地区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务或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揪斗。2995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000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

　　被敌人逮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孔祥祯，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这是党中央早就有定论的。1966年8、9月间，康生派人向孔祥祯调查薄一波等人1936年出狱经过。

　　孔祥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经过的详情，却因此给自己招来横祸。孔祥祯便也成了“叛徒”。“揪叛徒战斗队”便开始了野蛮的揪斗和凶狠的抄家，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变自首”的“叛徒”。他越是坚贞不屈，揪斗便也越是升级和凶狠。1967年底，他被逮捕关进了监狱，在经历了8年囚禁之后，于1975年5月25日，拖着一双被整残了的腿，流放到湖北宜昌。

　　冯基平，1930年，19岁的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入党，从事职业革命，曾任过辽宁省辽阳县委书记，1932年因叛徒告密被关进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院。这个20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坚定顽强，活泼机警，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斗争得非常英勇出色。在“文革”开始，“揪叛徒”妖风卷来之际，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大叛徒”，关进了秦城监狱，度过了整整9年牢狱生涯。

　　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胡锡奎，在西安同刘澜涛一起被揪斗时，他不仅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们当年在国民党狱中的斗争情况，还如实地讲了当年陈伯达在狱中的动摇表现，他因此在“叛徒”罪名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投进监狱。不堪忍受的侮辱、折磨，使他患了胃癌，大口吐血不止。医生诊断，尚属早期癌症，应当立即送医院手术治疗，竟遭无情拒绝。1970年10月，当他半身不遂的妻子携着孩子，急急赶到他身边时，他已不能睁眼，不能说话，连一个字的遗言也未留下，便与世长辞了。

　　1950年解放西藏时，王其梅是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

　　此后，他把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身患重病，但谢绝组织把自己调到条件较好的地区工作。他恳切要求组织说：“我活着就在西藏工作，死了就埋在西藏，如死在内地，骨灰也要送回西藏。”这位热爱祖国边疆的优秀同志在“文革”开始后同样被江青、康生扣上“大叛徒”、“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的罪名，仅53岁的年华就冤死了。

　　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在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中，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兴起，作过积极的贡献。但1967年1月，同样被卷进了“叛徒”冤狱，受到极为残暴的揪斗，耳朵被打聋了，右臂被打残了，得了肺气肿和肺心病。腿浮肿得像两只大水桶而死于非命。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刘慎之、中央档案馆第二档案馆长胡敬一，也都被康生、江青的魔掌残害致死。

　　陕西省工会主席刘文蔚，因为愤怒批驳对刘澜涛的污蔑，耳朵被打得流血脓不止，腿上被注射毒针，溃烂不已。但是不许他住省医院，不许报销药费。1976年病危离不开输氧时，他却被赶出治疗单位，三度心衰，身体浮肿，加上无医无药，心脏病急剧恶化，最后含冤而逝。

　　“61人叛徒集团案”不仅生者受难，而且连死者也遭劫。

　　1940年在百团大战中，指挥部队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决死第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在太原城内被日军杀害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领导鲁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41年不幸被敌人活埋于苍山县的卓越领导者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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