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7)

九七

　　1948年在临汾战役中，把热血洒在古卧牛城下的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将军；建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耗尽心血献出生命的北京市军管会秘书长韩钧；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力果；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等等，他们的英魂也被卷进“叛徒”的漩涡中，亲人遭受株连，墓碑被捣毁，墓穴被挖掘，骨灰被丢弃，遗照被撕成碎片，遭到可怕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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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出被迫害的悲剧，一幕幕壮烈的反抗拼搏，真是史无前例，惊天地，泣鬼神。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过而1966年还健在的传奇般的英雄共产党人，像马辉之、王鹤峰、刘亚雄、刘有光、刘聚奎、张彭德、唐方雷、贺致平、刘尚之、朱则民、刘子久、刘昭、王德、傅雨田、赵林、冯乐进、王玉堂、张振声等，谁又不是在这场灾难的漩涡里，被整得死去活来，谁没有经过英勇顽强苦苦不息的斗争呢！不过，他们在万般不幸中毕竟还是有幸的，因为他们在坚持斗争的劫后余生中，看到了真理的胜利，看到了那些阴谋家的可耻下场。而另外一些当年没有死于敌人屠刀下的英雄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这场浩劫的漩涡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被夺去了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和机会。

　　§永远翻不了的铁案

　　康生、江青一伙一手炮制的“61人叛徒集团”冤案，一直引起国内外的瞩目和关注。尽管康生一口咬定，说这个“叛徒集团”红头文件说了，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并对被诬陷的人，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威逼利诱。然而，受害者本人和被株连的众多遭劫者，为坚持真理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直在申诉、在抗争。

　　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及所有被诬为“叛徒”而尚健在的人们，没有不据实申诉的。

　　但是，在康生、江青作威作福的年代，申诉就等于“翻案”，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当事者本人申诉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有敢于实事求是者出来仗义执言，便立即会被戴上“右倾”、“翻案”，“阶级立场不稳”等大帽子。以致旧的冤狱未平，新的冤狱又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左”的霜冻仍然僵化着人们的头脑，麻木着人们的手脚。被康生诬陷的所谓“叛徒集团”仍然得不到平反。当作处罚流放在外地的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唐方雷等许多人，仍然留在原地被严密监视着，不得越雷池一步。

　　1977年11月11日，1936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一次恳切地向中央写信，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他恳切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因为了解这一问题的当事人，只有他一人了。

　　§胡耀邦、邓小平的指示

　　1978年初，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平副部长负责，贾素萍、倪书林等同志参加，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作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只有拨乱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那些送到中组部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件，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字字句句是那么殷切。1975年曾因给邓副主席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61人叛徒集团”平反而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反复惨遭迫害的孟松涛，这时又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邓小平同志看到这封申诉信后，在上面批示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个申诉和批件都转到了中组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号角已经吹响，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可阻挡了。

　　1978年夏天，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61人案”进行调查研究。为了减少阻力，独立进行拨乱反正工作。

　　贾素萍4人来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在传达室一见面便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这次中组部派来的人不仅亲切地称他是同志，还说明了中组部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薄一波听了很激动，这是12年来他第一次激动。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中组部长派来的4位同志请到自己住的房间坐下，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在炎热的夏天，贾素萍等4人在北京到处奔跑。先后找到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和他们逐一座谈，倾听意见。

　　8月初，贾素萍一行4人来到安徽合肥。一下飞机就像掉进蒸笼里，炎夏闷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可是，他们不顾这些，立即驱车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访问了刘澜涛。刘澜涛从西北被揪到北京，在监狱关了8年。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放出来，但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再强行下放到安庆。他曾写过一首小诗，抒发当时的情怀：“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人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

　　无论往那儿发落，刘澜涛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是坚贞的。在安庆见到中组部派来的人，申述当年在狱中同敌人作斗争的事迹，以及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坚持理智的刘澜涛，这时也激动得热泪滚滚了。

　　安子文在淮南受到部里来的同志的亲切问候与关怀，像委屈的孩子那样痛哭不已。

　　为了在访问时更真切地把握情况，研究时又能更好地集思广益，贾素萍等4人同心协力，一块调查访问，一块研究分析，一块整理材料，共同起草报告。他们在安徽访问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到天津、到山东、到吉林，10月中旬又折到西安。在西安远郊兴平县的一个农村。人人都知道有个“大叛徒”唐方雷住在村里。他们真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可又不敢接近他们。70多岁的唐方雷和老伴赵辉两人，完全孤立地住在一间一无所有、四壁透风的家舍里，地上只有一小堆红苕——这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粮食。两个老而残疾相依为命的伴侣，常常合力地拉着一辆破架子车，往返50多里，去拉吃的烧的，拉粮运肥。当年在北方局作为秘书科长的赵辉，抱着来访问的贾素萍，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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