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5)

九五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杨献珍终于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监禁生活，回到北京。

　　党和人民给了杨献珍以新的生命和力量。10余年的监禁与流放，使他与世隔绝。现在他重获自由，虽然年事已高仍不断地阅读、写作，要把失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他不顾年迈和病残的身躯，积极参加哲学理论界的拨乱反正的斗争，接连写出了致“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三封信、《“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论战的部分简述》等论文。1980年6月，他的论文集《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1月，杨献珍的第三部著作《论党性》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受到广大党员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出书后仅两个月又印行了第二版。8月又发行第三版，总发行近40万册。这本书包括了他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论述党性问题的主要著作。同月，《我的哲学“罪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杨献珍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为捍卫真理，与邪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记录，是他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写实。

　　岁月、疾病、迫害，使他的腰弯了，背驼了，走路也很困难，但是他的目光是清澈的，安详的，他的神态是坦然自若的。他认定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毕生按照这个真理立身行事。这是他的信念，是他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获得力量的根源。

　　§刘澜涛14个月被批斗1000多次

　　1966年11月中旬，早来的风雪笼罩了西北大地。南开大学红卫兵派往西安的“抓叛徒战斗队”，一连数日围着中共西北局的办公大楼。他们在各办公室冲进冲出，在各机关各单位串连游说，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在大雪纷飞的一个深夜，工作劳累了十几个小时的刘澜涛，在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迎面拦住汽车，狂暴蛮横地揪走了。辽阔的大西北，陷入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之中。刘澜涛被卷入了“抓叛徒”的漩涡中，落入了难以解脱的魔难。

　　“打倒大叛徒刘澜涛，解放大西北！”荒谬绝伦的口号，连大戈壁的沙石都被盅惑进来了。不仅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连边远的新疆，也都在“彻底砸烂”、“凯歌阵阵”的疯狂旋律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抓叛徒”组织，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采用形形色色的残暴手段，对刘澜涛进行揪斗、折磨和迫害。

　　在10年浩劫中，刘澜涛经受批斗的次数，可能是全国的最高记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他进行的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3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达24万人。

　　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紧紧地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红卫兵押着他，从酷暑到“三九”，经年不息。他几乎被斗遍了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每次游斗，从大街到小巷，竟日不止。每次游斗时，文斗之外，必伴以武斗；武斗每每多于文斗。造反派随时跳上卡车，任意辱骂，随意拳打脚踢，然后扬长而去。昨日，还是夜以继日地组织西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今日一下便成了“叛徒”，被踩在脚下，任意蹂躏，西北高原湛湛的蓝天，顿时黯然失色。惨无人道的刑法和恶作剧，一次复一次地使用，终于摧残了刘澜涛的听觉，他的两耳被震聋了。

　　然而，最难以忍受的，还是由战斗队在夜间召开的几十个人出场的小型批斗会。在昏暗角落里，战斗队强迫刘澜涛跪在砖头上，什么惨无人道的刑法都用过了，比30年代在国民党的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澜涛几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968年3月，康生派人用专机把刘澜涛押回北京，关押在西苑一所临时监狱里。为了强迫承认他是“叛徒”，专案组人员对他突击审讯逼供，白天滥用刑法，夜晚不让他睡觉。4个看守人员采用车轮战法，来回推他，逼他交代“叛徒”罪行。只要他稍微打个盹儿，便用脚蹬他。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窝头，几片发了霉的咸菜，用饥饿逼他低头。牢房中冰冷潮湿，刘澜涛手脚都生了冻疮，脚指甲冻掉了，吐血、肾炎、腹痛、小便不出、阑尾炎，各种疾病一齐发作，哪有求医治病的权利！医生奉命，不许给他治病，作手术不进行麻醉，痛得刘澜涛几乎死在手术台上。各种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澜涛的健康，使他瘦骨嶙峋，体重由70多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了。

　　刘澜涛的爱人刘素菲，十几岁时便在陕北参加了革命，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董必武亲自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妇教会宣传部长，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三届人大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中共西北局办公室主任，是一位献身革命的女中佼佼者。

　　她仅仅因为是刘澜涛夫人，便被宣布隔离审查，逼她揭发丈夫的“叛徒”罪行。还把保险柜上的铁门，用铁丝拴挂在她的脖子上，押着她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游斗。铁丝深深勒进她的肉里，沉重的大铁门勒得她昏倒了，造反派揪着她的头发提起来，便是一顿毒打。游斗过后，把她关在一个地下室，几天几夜不给水喝，不给被子盖，不许睡觉，任地下室的蚊叮虫咬。

　　专案组还把一堆破旧的鞋子用绳拴起来，挂在她的脖子上污辱她，一面向她喷射污言秽语，一面把燃烧着的烟头，从她的衣领里塞进去。刘素菲硬是用自己的皮肉去熄灭了一个个火红的烟头。愤怒的刘素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天晚上，刘素菲回到家里，孩子们看到妈妈满脸是伤，衣服上血迹斑斑，两臂和双腿红肿，当他们含着眼泪给妈妈换药时，从她的衬衣里面竟然掉下许多烟头来。孩子们看到妈妈前胸后背到处是紫黑溃烂的烧伤，抱着妈妈失声地痛哭了。

　　1967年8月间，康生在接见西北地区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竟无中生有、极力煽动地问道：“刘素菲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他责怪造反派不该“打内战”而“把大特务刘素菲放在一边”。奉此旨意，专案组对刘素菲的逼供和迫害，更加残暴更加升级了。严冬，他们不许家人给她送棉衣，每天有三个打手轮番对她进行逼供，她一次又一次地晕倒了，造反派一又一次地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撞得她头破血流，头发被一绺一绺连着头皮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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