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4)

九四

　　行动神速，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与艾、林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作者署名“项睛”。接着，《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就“合二而一”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中央党校停课，集中全力批杨、批“合二而一”。艾恒武、林青山、黎明、王哲民、黄静华（杨的秘书）等人被轮番轰炸，杨献珍更是天天挨不完的批斗。康生、陈伯达忙得不亦乐乎，走马灯式地轮番跑往党校指挥大批判。

　　仅仅批“合二而一”是嫌不够的，7月24日，康生在批判会上作指示：“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理论上一定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的讲话问题和1962年的翻案风问题上。还有党校的办校方针，对待学毛著的态度问题……”

　　在中央党校的校园内外，有许多同志因“合二而一”问题而遭到株连，更有不少人被残害致死，最令人震惊和痛心的例子是孙定国、黎明二人的自杀。

　　1965年9月，杨献珍被罢掉在中央党校的一切职务，逐出校门，“调往”哲学研究所。

　　转眼之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献珍更加坠入无底的深渊，随着一批批“走资派”被打翻在地，他的罪行更一步步加重——他成了一切“牛鬼蛇神”和“反动派”的理论帮凶，成了一切“错误路线”的代言人。

　　1967年5月18日，杨献珍被造反派从哲学研究所揪回中央党校，送进私设的牢房。第二天，他被推上批斗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亲自操纵批斗大会。杨献珍此时已71岁，年迈体衰，哪里经得起折腾？但是批斗者们高声朗读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将杨掀翻在地驾起“喷气式飞机”，又强令他下跪向革命人民请罪，如此还嫌不够味，还要叫他在地上学狗爬。曹轶欧不愧是酷吏康生的老婆，她假惺惺地批评批斗者：“这是谁叫干的？7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让人家学狗爬？”转过身便又是另一副嘴脸，鼓动造反派们杀向杨家，翻箱倒柜地抄家，不久又把杨献珍从所住的“红霞公寓”扫地出门。

　　1967年9月23日夜晚，杨献珍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上囚车，不知此去何方。到了目的地才看明白，是进了一所军队的监狱。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铁牢生活。

　　在监狱里，他提出要看报纸、看文件。他说：“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我要学中央文件！”看守人员回答他：“你屁也不是，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杨献珍只感到一颗真诚的心难以被人理解，不仅仅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就连秀才遇着秀才也说不清有理无理了！他在牢房里拼命写申诉材料，《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关于……》，但是这些申诉却成了他新的“罪证”。

　　年近七旬的老人啊！那份坚毅、那份忍耐、那份等待，似乎是全部化作了一股生命之流，支撑着他，既使是噩耗频传：

　　孙定国受到陈伯达的当面唾骂，不堪屈辱，跳入冰窟窿；黎明被迫投井自尽……

　　“合二而一”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地在扩大。全国最大的“合二而一”分子杨献珍被撤职，调出中央党校，从副校长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6年的夏天，本已久久动荡的中国，似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数千年的祖国文化遗产开始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

　　杨献珍似乎是被恶梦缠身了，怎么也挣脱不出来。从批判“合二而一”开始，他就是老“运动员”了，在这场风暴中又要扮演哪个推不脱的重要角色呢？

　　1967年5月18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把杨献珍从哲学所揪回党校，关押在私设的五十二号楼临时监房里，并由曹轶欧多次主持批斗会对他进行批斗。

　　一次，造反派批斗杨献珍。这时，康生已给杨献珍定了性：“反动的‘合二而一’鼓吹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大叛徒”、“三反分子”……远比1964年厉害多了。大礼堂的墙壁上，贴着什么“打倒反动分子杨献珍”、“打倒反动透顶的‘合二而一’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杨献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等等。训练有素的积极分子们围着杨献珍，质问、批判、吼叫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批斗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结束。

　　当汽车把杨献珍送回住所时，一群小“红卫兵”又把汽车围了起来，他们让另外一个老人和杨献珍跪在地上，用棍子敲打着。年逾古稀的杨献珍被用“喷气式”折磨了半天，已经支持不住了。当时，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连过路人都晒得汗流浃背，而两位老人却在太阳底下罚跪。

　　1967年23日晚10时，康生的计划终于收网了：他借中央名义下令逮捕杨献珍。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军区的监狱关押。此时的杨献珍已是71岁高龄。

　　杨献珍两次坐了国民党的牢，不过7年。他没有想到，一个正直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以后，竟又坐牢达8年之久。从1967年5月18日被囚禁，到1975年5月19日被释放，前后整整8年。出狱后，他又被流放了3年多。

　　在狱中，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从参加革命起，两次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牢，在那里与同志们一道向敌人展开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并在铁窗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战争岁月，他把妻小送往延安，个人在抗日前方过着戎马生涯。解放后，他为办党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问心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在监狱里，饮食卫生条件受到限制，加上高龄，他患了严重的颈椎结核，病情发展到胸腔。在胸腔内形成了大的脓肿灶，压迫食道，连喝水都感到吞咽困难，生命垂危。这一消息被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安排住院治疗。这才使杨献珍转危为安，死里逃生。治愈后他又返回监狱。

　　在狱中，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写着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综合基础论”等问题的申诉，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1971年1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发表了一篇“万言谤文”：《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以为这是对杨献珍毁灭性的一击。

　　1975年5月19日，在杨献珍监禁8年，年近8旬之际，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5月20日，到潼关的第二天，押送他前来的中央专案人员突然宣布：他被开除出党。原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作了《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正式开除杨献珍出党。他拒绝签字，并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三封申诉书。直至此时，他还坚信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而他的不白之冤只是暂时的。

　　8年的与世隔绝，3年的流放，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度过这风雨如晦的岁月？或许杨献珍自己的话说得最清楚——

　　“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精神是旺盛的。有一次‘带镣长街行’，脸上毫无愧色，心里是骄傲的、自豪的。后来呢，虽然给我这个共产党员戴了那么多帽子，我还是毫无愧色。入党以来，我没有作过任何一件不敢向党交待的事情，没有背着党作过任何一件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不利于民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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