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3)

九三

　　《老子》第十一章写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这里讲‘无’的作用讲得多么好！搞插秧密植的人就不懂得‘无’的作用……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在对立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例如，必须在取和予的统一中去把握取，取时不要忘记予。要在购和留的统一中去把握购，购时不要忘记了留……强调集体利益时，不要忘记了个人（社员）的利益……强调不断革命时，不要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

　　“合二而一”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它的善良用意是很明白的，哪里有丝毫的“恶毒”之心呢？但是谁会想到，弥天大祸正等待着杨献珍。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一分为二”是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一生之中只参加过这唯一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他亲率中国代表团赴会，成为全世界注目的人物，恰恰又是在这不同寻常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一分为二”，因此其意义就更加显得特别珍贵。面对64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响彻莫斯科的会议大厅：“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规律，这就是辩证法。”

　　不容置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也不容置疑毛泽东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一分为二”——他运用这一通俗、形象的比喻来概括对立统一规律（即便是借用古人的话），足可见他思维方式的广博、深邃与机智、简炼。他的这一阐发，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哲学界引起轰动，众多的文章围绕着“一分为二”讨论学习心得与体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甚至普通的老百姓也学会了并习惯了“一分为二”这个新鲜的哲学词语。而正好在这样气氛下，杨献珍却提出个“合二而一”，听起来确实有点不顺耳，似乎就是“一分为二”的反义词。

　　“理论权威”康生当然不是外行，更不会连最普通的哲学常识也弄不明白。但是他却比外行更无知，而且横行霸道。他的兴趣不在研究哲学寻求真理，而在于拨弄是非整人坑人。

　　1961年，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讲话刚刚传到他耳朵里，他就像一只时刻伺机咬人的疯狗一样立即扑门而出了。他的惯用手法是告“御状”。而且告状的办法十分巧妙，获取一字半语甚至一个脸色，就可以拿在手中反复“发挥”，最后成为杀人的钢鞭。譬如1958年，他准备就“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向杨献珍开刀，“御状”是这样告成功的——

　　某日，康生到中南海拜望毛主席，正巧遇着主席刚从游泳池出来，头发上脸颊上滴着水珠，兴致极好，远远地给他打招呼。康生心中暗喜，马上趋步向前，几句寒暄之后不动声色地切入正题：“主席，我向您求教一个哲学问题，可以吗？”

　　“什么问题？”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

　　这问题简直不成其为问题，太简单明白了！主席哈哈笑道：“当然啰！”

　　康生连忙奏上一本：“可是杨献珍却说没有同一性？”

　　“啊？”毛主席吃惊地收拢笑容，眉头皱起，“他怎么这样糊涂？”

　　康生顺着梯子连忙往上爬：“看起来，这个问题应开展讨论……”

　　毛主席沉吟不语，移步走进更衣室。

　　康生的目的已经达到，喜孜孜地打道回府。

　　其实，杨献珍何曾说过什么“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

　　他只是在讲课中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是唯物主义命题，而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件衣服不是我家的，而是你家的”，此话落到康生嘴里就变成：“没有衣服，什么也没有！”变成与客观事实完全两样，这岂不是贼盗式的偷换概念吗？

　　1961年11月，康生当然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但是，毛主席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似乎并不在意，当时中国正从“三年困难”的低谷中向着经济的复苏迈着台阶，毛主席日理万机，他要集中精力调整农业，调整工业，解决八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规模地搞阶级斗争运动的时机尚不成熟。

　　康生并不气馁，他在等候着新的时机。而杨献珍还在继续宣传他的“合二而一”，不过只是“小打小闹”，仅仅局限于课堂里、讲稿之中。

　　时光转眼之间过去了两年半。1964年春天，杨献珍终于不由自主地把自己陷入绝境。

　　1964年4月3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听课人很多，除学员外还有一些教职工。讲课的题目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中尊重辩证法》。这是他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认真编写的讲稿。

　　杨献珍首先引用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关于“一分为二”的讲话，接着又讲“合二而一”。他认为，既要讲“一分为二”，也要讲“合二而一”，两种提法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忽视了任何一方都会在工作中犯片面性错误。

　　杨献珍的这次讲课篇幅长，观点突出，是对1961年11月7日那次讲课的重复与补充。康生一听到这次讲话的内容就坐不住了，他如获至宝，庆幸自己到底等来了搞垮杨献珍的好机会。正当他绞尽脑汁寻找下手之处时，中央党校的两名年轻教师，一个叫艾恒武，一个叫林青山，糊里糊涂帮了杨献珍的倒忙，给康生提供了整人的“突破口”。

　　艾恒武时年38岁，林青山36岁，俩人是好朋友，都在中央党校当教员。4月3日，艾恒武听了杨献珍的讲课，觉得收益匪浅，一下课他兴致勃勃敲开林青山家门，向林传叙了杨老讲课的内容，并建议二人合作，就“合二而一”问题合写一篇文章。林青山欣然应诺，两个年轻人说干就干，当晚就在一起写出了五千余字的初稿，几经修改，定名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交哲学组长黎明过目。

　　黎明时年45岁，待人宽厚热忱，艾恒武和林青山都视他为老大哥。他当时兼任《光明日报》理论部特邀编辑，有权力也有义务向该报推荐、编辑好稿子，因此他把艾、林二人的文章送往报社建议采用。很快《光明日报》于5月29日刊出了此文。

　　文章发表得这么顺利、迅速，艾恒武、林青山心里当然十分高兴，他们哪里知道康生正在暗中张网以待，他俩是“顺利、迅速”地碰在了康生的网上。他俩的稿子刚刚送到《光明日报》，立即就有人送给康生审查。康生如获至宝，指示“尽快见报”，他要先从艾恒武、林青山这两个倒霉鬼的身上开刀，再寻根究底进一步揪出杨献珍。

　　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从1957年起就分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从此更加摆出“党内理论权威”的架子，在党校内以“太上皇”自居，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为了控制党校，他将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安插于校内，希望她能步步高升掌握大权。谁知杨献珍却处处成为曹轶欧的绊脚石，杨的学生们甚至敢于骂曹轶欧是“最无聊的女人”。康生对杨献珍的切齿仇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康生忙碌异常，组织人马写文章，开展一场批判“合二而一”的紧张战斗。他指示道：“报纸上要摆出学术争论的样子，同意杨献珍观点的文章也要发，而且在版面安排上要轮流坐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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