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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为了安全,他和胡愈之取道巴黎,5月初到达香港。在港停留期间,潘汉年利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大力宣传民众的抗日要求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帮助救国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之后他返回上海,致力统战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先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冲建立了联系,接着前往南京同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进行秘密会谈。曾要求潘汉年与陕北党中央负责人联系,再进行谈判。于是,潘汉年再回上海,经党组织同意,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求工作。

  1936年8月,潘汉年从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同时汇报了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情况,并详细介绍了香港、上海方面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9月下旬,党中央命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回上海后,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潘汉年再次找到张冲,经周密安排,他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一次“神秘”会谈。潘汉年拿出了周恩来致国民党的信,并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但因陈立夫缺乏诚意,谈判未有实质性进展。此后双方多次秘谈,均不欢而散。在谈判中,潘汉年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尽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为后来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为国共高级会谈穿针引线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万万不可做出亲痛仇快的事。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八办”被迫转入地下,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他还一度驰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武汉期间,潘汉年展开高超的统战才能,为党积极寻找内线,搜集情报。

  §演讲天才潘汉年与他的热心听众董慧结为终身伴侣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已习惯白区生活的潘汉年奈不住后方的“寂寞”,常到城工部研究敌占区工作问题,并不时到中央党校、情报训练部讲课。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杰出的演讲才能,深受广大听众欢迎,董慧是他的一位热心听众。她本是香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日热潮下,她舍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延安。在与潘汉年接触过程中,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1939年,潘汉年夫妇奉命回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情报据点主要在香港和上海,董慧以银行职员身份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筹措经费,潘汉年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委与潘汉年,迅速从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去。1942年11月初,潘汉年在安排江苏省委机关同志安全转移后,才与刘晓、王尧山等人向淮南进发。途中,他装成一阔绰商人,西装革履,俨然洋派经理模样。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一路上盘查很严,但潘汉年一行坐在华贵的二等车厢里,没受到检查。到达镇江后,潘汉年马上和当地特工站负责人取得联系,在他们帮助下顺利通过各道关卡,安全到达目的地。

  §潘汉年被李士群挟持去见汪精卫

  在淮南工作期间,潘汉年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

  他坐镇小王庄统一部署,全盘规划,在宁、沪、淮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图,使许多重要情报经过分析、研究后及时告之党中央及其他部门。1943年秋,被饶漱石派到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乡计划和具体部署。潘汉年发动情报人员,查知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原先也是共产党员,曾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但他后来被捕叛变成为汪伪特工头目,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窟就是他一手操作的。他深知汪伪政权不稳固,于是四面观望,左右逢源。

  在潘汉年反复劝导下,李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详细介绍了敌伪清乡部署情况。此外,李士群说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不巩固,极想拉拢共产党组织一个参议会,猎取政治资本,叫潘去见汪精卫。当时潘汉年考虑到李还有利用价值,只得答应考虑考虑,这时,李士群对手下一使眼色,潘马上就被挟持到汽车里,直奔汪公馆。潘汉年是国共谈判老手,不管“蒋记”或“汪记”国民党,均扯得十分清楚,他一口回绝了汪的许愿。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他看到当时“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现象,于是暂时把这事压了下来。

  §“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8月,他又急赴东北,从事苏占区接管工作。

  1946年初,潘汉年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统战活动。他充分利用他在上海的活动基础,从容斡旋于各派人士之间,把许多绝密情报巧妙地送到中共代表团机关所在地“周公馆”,因此获得“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的美誉。内战爆发后,潘汉年撤到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秘密电台和“流动办公室”,有条不紊地安排港、沪情报工作,为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

  1947年,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到香港从事组织活动。潘汉年随即投入紧张的统战工作,为共商反蒋救国大计奔走。凭着党的威信和个人才能,他将一批批民主人士争取过来,大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1948年末,根据中央指示,潘汉年不顾敌特的破坏和港英当局的阻挠,排除万难,分批将民主人士等350余人,从海路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另外,他还亲自部署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和中国、中央民航在港员工起义,从而为新中国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财富。在香港他广泛联系文化人,支持创办了《华商报》、《文汇报》,并在香港组织义演,为革命活动筹集大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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