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32)

三二

　　§上海《新闻日报》刊出《黄金荣自白书》

　　1949年5月5日，潘汉年按党中央的号召与夏衍、许涤新等人一同抵京，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他们。潘汉年在上海有良好的活动基础，党中央决定派他到上海工作。临行，周恩来满怀希望地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工作。”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当时，上海还处在混乱之中，整顿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成为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潘汉年先向流氓势力开了刀。他擒贼先擒王，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只要他坦白认罪，不再包庇徒子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便可得到宽大处理。那时年过八十的黄金荣，只求安度晚年，于是欣然接受这个条件。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黄金荣自白书》。黄金荣交待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种种罪行，并告诫门徒改恶从善。这篇声明轰动一时，使有恃无恐的流氓歹徒失去了后台，再不敢横行霸道，上海从此秩序井然。

　　§治理“三鸟”之害

　　同时，潘汉年还着手治理“三鸟”之害。“三鸟”即赌博、嫖娼、吸毒。取缔赌场、禁止吸毒较简单，取缔妓院则十分复杂，因为这牵涉到大批妓女的善后处理问题。潘汉年多次召集妇女干部，共同研究办法，不久大多数妓女找到正当出路：有的回家，有的嫁人，有的当了工人。一时传为美谈。

　　§“潘副市长，谈笑风生，平易近人”

　　为尽快恢复上海经济秩序，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在工商界开展活动，他陪同陈市长召开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座谈会，说明党的政策，争取早日恢复生产。并要求挟资到香港的资方人士回上海开办企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本有疑惧心理的资本家，陆续恢复生产，当时党内一些干部，怕与资本家接触，怕人说阶级立场不稳。于是，潘汉年对这些干部进行了耐心教育，在党的会议上再三强调统战政策。他认为要团结工商业者，先要接近他们，加强相互了解。据刘靖基回忆，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起初甚感不安，但“看到潘副市长像我们一样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紧张情绪顿消。

　　潘汉年还经常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当时，上海有时发生劳资争议，严重时工厂被迫停工。潘汉年往来于劳资之间，一边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一边对资方进行开导。不但稳定了上海工商业生产，而且使广大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了深切了解。

　　§“二六轰炸”事件

　　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陈、潘两位市长不顾生命危险，亲临现场视察被炸情况，指挥电厂抢修，很快使电厂恢复生产。“二六轰炸”事件是美蒋蓄意破坏上海生产的罪恶行径，然而后来竟有人嫁祸潘汉年，是他用秘密电台把敌机招来的。在文教方面，潘汉年不但规划了高校建设，还经常召集高教界代表人士进行座谈，定期到高教协会作报告，认真体察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况。到现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潘副市长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

　　§政治运动中的潘副市长

　　在解放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潘汉年是陈毅市长的得力助手。1951年春，上海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两位市长把握“稳、准、狠”的政策，仔细鉴别，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基本上做到不放过真正的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之后，潘汉年又负责“清理中层”工作。

　　解放初期，我党对大批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留用各机关，这对于稳定人心，减少失业，是一个合理措施，但另一方面，因没经过审查，因此极有必要进行清理。潘汉年本着“救人”的原则，对他们进行认真清理，取得良好效果。“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又分管“五反”，对象是工商业者。他坚持“五反”、生产“两不误”的方针，一面要求资本家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违法工商业户加以制裁，另一面支持已清除了“五毒”的资本家，“各安其位”，努力从事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

　　§“高、饶”事件牵涉到潘汉年

　　1953年春，中共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党的八大，考虑国家体制、中央及国家领导机构人选调整的问题。然而此时发生了高岗、饶漱石搞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以为争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散布谣言，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制造党内纠纷。会后，他又以休假名义到华东和中南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饶漱石则配合高岗进行反刘少奇的活动。

　　中央和毛泽东发现了高岗等人的不正常表现，并在1954年2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批判了高岗等人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但是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4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因饶漱石曾任华东局书记分管华东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于是审查饶漱石时便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于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人便认定潘汉年、杨帆与饶漱石有“反革命”关系，开始把矛头指向潘、杨二人。

　　凭着长期地下隐蔽工作积累的经验，潘汉年已察觉到灾难到来前的血腥味。但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不久，他到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他决心把事情说清楚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他万万想不到，这次北京之行便是他悲剧的序幕。

　　§在毛泽东面前，潘汉年失去了一次解释的绝好机会

　　1955年3月15日夜，潘汉年乘北上列车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到了北京的潘汉年急于找人诉说。因为有一件事常使他不安，那就是1943年秋被李士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一个绝好的解释机会，他没有抓住。1944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毛泽东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

　　§潘汉年一到北京就向中央负责人主动交代，但却被秘密逮捕

　　潘汉年到了北京后，鼓足勇气，向中央负责人交代了1943年见汪精卫这件事，他态度诚恳，十分痛心地深刻检讨，然而，他的一片真诚并没有得到党的谅解，那位负责人十分怀疑地盯着他。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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