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22)

二二

　　“这一回合的斗争我又赢了。下一回合整整许继慎他们就无后顾之忧了。”自收到临时中央的批复后，张国焘深深松了一口气，顿觉眼前道路开朗多了。

　　继陈昌浩之后，红四军缓缓撤回白雀园来了。这时军中已弥漫着肃反的阵阵狂潮。

　　许继慎被捕后，陈昌浩组织几批审问小组加紧审讯。可许继慎高昂着头，拒绝诬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张国焘见此情景，对陈昌浩说；

　　“明天我要到下面的河滩上进行审讯，看这个红四军里的反革命头子松不松口。”张国焘话里充满了杀气。

　　曹家河湍湍急流，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弥漫着一股杀气。惊心的画面出现了，一个六尺大汉顶着烈日，手被捆绑着立在河滩上。离他两尺处的大岩窟门处有一群五大三粗的红军战士，他们或坐或站，中间则坐着一个光头，他就是张国焘。被捆绑的人也就是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同志。

　　张国焘看到烈日下大汗淋漓的许继慎，阴阳怪气地说：“许继慎，我们红军的政策，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是给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把同国民党接触的经过，以及在红军中发展的对象名单，彻底交待清楚。”

　　这位驰骋疆场的将军，经过无数次鞭打，已是血流满面，皮开肉绽，看着这个特殊的审讯场又环顾四周碧绿的青山，心想道：这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后时刻了，使我自豪的是革命10多年，无愧于党和人民。面对眼前凶狠的打手。他大义凛然道：“我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黄埔时期有很多同学，大革命无论党派如何，大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我的革命信念是从来未改变过的。去年我到苏区时，国民党的改组派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表示现在奉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很好，将来等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了政权，我可以带着军队投过去，与改组派合作。可我并没接受，并把这事向组织汇报。前不久，黄埔另一同学曾扩情又派人送来一封信，我当即派人将他逮捕，连人带信一并交给了军部，这你们清楚的，其它我没有什么要交待的了。”

　　“那你师部的吴参谋，你又作何解释？”张国焘死死纠缠不放。

　　“吴参谋的事，是我工作中的疏忽，可我对他同敌人的联络之事，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我愿意对此事承担一定责任。”

　　“那你把军中与敌人有联系的可疑分子交待一下。”

　　“我没有参预此事，又怎么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呢？”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张国焘一拍面前的石板，指着左右的打手咆哮道：“绑到马上，拖，拖，拖。”

　　张国焘最后的绝招终于使了出来，随着他的吼叫声，几个唯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摞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的双手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的他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只听河谷上空一声鞭响，那战马在河滩上飞奔起来，许继慎的躯体被拖了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这位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活活地拖死在曹家河的滩上。战马跑了一圈后，打手把手放在许继慎的鼻子下，又摸了心脏部位，然后跑到张国焘跟前。

　　“报告，许继慎已死。”

　　“罪有应得，可他这一死，我们又断线了。从现在起，必须到全军每一个角落实行清洗，掀起肃清反革命及国民党改组派的高潮……”

　　对于许继慎、周维炯等屈死的冤魂，徐向前曾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叫冷欣的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张国焘大搞“赤色恐怖”白雀园冤魂无数

　　红四方面军的肃反越演越烈，据陈昌浩后来回忆，从1931年9月13日起到11月22日仅两个多月，就先后逮捕和杀害排以上干部战士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等人后来的回忆，当时红四军中被杀害的指战员远比此数多。

　　曾在红四军中专搞肃反的政务科科长杨克武说：“刑法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人在一起说过话，一个被抓走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另一个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另一个抓去，如法炮制，株连很多人，然后一一杀害。”

　　常毅同志说：“张国焘在肃反中呼风唤雨，结果把下边干部的头都刮晕了。1932年的5月中旬，部队行军至安徽叶集时，我们团政委将全团集合，以点名方式实行肃反。团政委手中拿着花名册，说：‘谁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站出来！’没人站出。因为谁都知道自己不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

　　当时，大家都十分紧张，生怕点到自己头上，若点到自己头上，戴上‘帽子’，就要杀头的。团政委见没人站出来，就按册点名，点一个捆一个，就在这一次，全团干部战士被逮捕的就有50多名。审讯方法更荒唐，被捕的人首先承认自己是改组派、AB团或第三党，然后再供认其他一两个人，或供出已牺牲人的也行，供出了，就可放掉，去抬担架或扛大米袋子。若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供认别人，不仅要严刑拷打，还要杀害。”

　　据史料记载，张国焘坐镇白雀园不几天，肃反便从上层波及下层，不少连队的干部都被抓了。

　　徐尔珍写的一份材料说：“1931年秋，我们团已改编成41团，住在英山县城。一天，张国焘派了刘英到我们团主持肃反。当天，就把连排干部逮了50多人，当即严刑审讯。把这些干部打成了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我那时在团政治处当干事。我们主任叫袁汉民，他受刑不过，招认了三条罪，一是组织反革命暴动，参加过反革命会议，时间是每晚出去开会；二是搞破坏，准备割电线；三是在英山城里组织‘吃喝委员会’，并担任负责人。不久，刘英把逮捕的五十多人，活埋在距英山城南里的一个大坑里。我们政治处当时有13个人，那一次就活埋了11人，袁主任也是那次被活埋的。”

　　另一份史料载：有一个叫张守平的指导员，入伍前是个小学教员。在连里有一定的威望，打仗勇敢，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就因为他有点文化，就被当做改组派抓了。其他连的连长、指导员，也都以改组派的罪名抓了起来。当时，搞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悸，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过日子。为甚捉的人越来越多呢？是因为互相“揭发”、互相“检举”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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