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23)

二三

　　“揭发”、“检举”的作法主要两条，一是诱供，把人捉来后，采取欺骗引诱的手段，说如果揭发出谁是改组派、AB团，就可以把他放了，这样，张三便供李四、李四供王五、越供越多。有的供出的名字，供者与被供者都不认识，只听别人说过这人，就瞎供。有的全连点名抓改组派。二是逼供。使用酷刑苦打成招。“揭发”的越多，便说态度好，只要被别人点了名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抓起，诱供、逼供的结果是被逼者又胡乱供人。这样你“咬”我，我“咬”他，恶性循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就抓不完了。到后来，某某人曾和某某人一起吃过东西，哪怕一起吃了几粒花生米，就说是什么“吃喝委员会”的，立即逮捕。

　　当时，各团、各营、各连还开展了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竞赛，看谁抓得多。有的团把正常的党团活动，也说成是改组派活动，并把参加党团活动者抓起来。

　　随着肃反声浪高涨，红军被抓的人越来越多，赤色恐怖笼罩着军队。搞得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原来的政治空气，民主作风，阶级感情，统统没有了。在一些连、营里还设立了“政治战士”，团、师里设了“保卫干部”，其情形同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差不多，起监视各级干部的作用。

　　从白雀园肃反开始，张国焘、陈昌浩就不断地向中共中央报告。1930年10月9日，张国焘又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天鄂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在报告中，把红军说得一团漆黑，说“红军干部都极大恐慌”“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在红军里当干部。”

　　1931年11月，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和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上总结说：“现在，红四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到了改组派首领被我们逮捕之后，大家才害怕。在未发现以前是不注意的。现在改组派到底肃清没有？大部分是破获了，但没有肃清。陈昌浩同志说黄安的改组派不多。这话可不见得，说比较少可以，陈定候、陈静宜、江子英不都是改组派吗？他们不都是黄安人吗？”张国焘稍停又说：“改组派的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客观原因的，过去我们发展党的组织不注意成分，把地主富农也拉进党内来，只要是我们的朋友、兄弟、亲戚都介绍到党内来。富农路线，说革命的地方地主富农也是革命的，说不革命的地方连贫农、雇农也是不革命的。加之地方过去送了不少坏分子到红军中来，苏维埃秘书长专政，然后是司务长专政，开除的共产党员专政，以及不革命的地主富农坏分子专政。命令群众抬台子，又不向群众解释，还说你不抬台子就是不革命的话，又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怎么不发现改组派？怎么不发现第三党、AB团！？”张国焘再提高嗓门喊道：“就是有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到中央分局来后，坚决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才把党从立三路线的泥坑里纠正到正确路线上来，建立了保卫局，加紧了肃反工作！”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写的《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写道：

　　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说明当时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

　　由于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的军政党群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揣揣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战斗经验、勇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杀害了，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徐向前还回忆：“白雀园‘肃反’，都是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证说，我刚来鄂豫皖边时廖荣坤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张国焘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生、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纲、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当一把手。

　　这是第一条教训。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

　　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陈昌浩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

　　‘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