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21)

二一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姓吴的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慎的亲信，平时和许往来频繁，早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经的吴参谋自以为有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这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我在他保管的公文箱里，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从白区发来的两封信及一份通迅的密码。”

　　“此事发生后，我邀约许继慎押着吴参谋来军部，立即审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在，像是举行高级会议，更像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挤满了整个大厅，气氛甚是紧张。吴参谋因为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并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慎是知道的；他供认他是被派来，鼓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同时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联络一些党员，渡口南下，在红四军遭受挫折时，进行反叛。”

　　“啊。有这么严重，许继慎给抓起来没有？”张国焘问道。

　　“我已把他和曾钟生带回来了。事情也很凑巧，吴参谋这事暴露后，红四军军部又给我反映了另一案件。那就是在红四军占领英山之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了一人叫钟梅桥的人，到英山找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并带着一封欢迎许投蒋的信。内称：‘许继慎吾兄无恙：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限。等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这家伙一到英山，就被十二师政治部逮捕。许继慎当时表现相当光明磊落，连人带信一块送交红四军军部。徐向前、曾钟生等人审问特务后便找许继慎谈话，认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我听他们汇报后，把前后两件事加以对照研究，认为这不纯粹是偶然，这说明国民党已经渗透到十二师、红四军了，因此我认为红四军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整肃以纯洁革命队伍。自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后，革命队伍的地下力量暴露很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清洗革命队伍。由于情况紧急，我没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当即召开红四军将领会议，宣布立即罢免许继慎的师长职务，并押送到新集审理。曾钟生虽没有证明反革命的嫌疑，可他的反党言行，擅自违抗分局的决定表明他已为反革命者所利用，所以应该一同前往新集，等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至于那些参与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等到达目的地，再一并整肃。”

　　“昌浩同志，你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建议分局一定要嘉奖你。”

　　受到上司的赞许，陈昌浩得意忘形，随即从牛皮文件袋里掏出信纸之类的东西说：“这是前后搜获的信件和密码等，请你过目定夺。”

　　张国焘迅速浏览一下这些信件和密码，极严肃的眼神里却暗藏着一股杀机。

　　“这些证据已能说明问题，我们不能心慈手软。要以此为线索，把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

　　张国焘的想法简直和陈昌浩的设想不谋而合。陈走后，张国焘还坐在那儿沉思了很久，“好，机会终于来了！”他右拳一下扎在左手心里。上次有人举报许继慎生活作风不好，乱搞女人，这本是打击曾钟生他们力量的好机会；可徐向前他们却极力担保，这一次可是反革命事件，你徐向前恐怕也不敢为他们说话了吧！

　　张国焘其实也深知敌人利用送信一招来进行挑拨离间的把戏。因为他以前就收到过国民党将领刘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张派去的人已经到了，说张国焘肯那样办真是中华民族之幸，请趁早下手等等。当时沈泽民看后，付诸一笑，认为“显然是敌人挑拨我们内部自相猜疑的一种把戏”。这时他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而是加以利用清除掉自己的对立面。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办公室，张国焘提前到了那里，并特意叫警卫将办公室布置了一番。当被解下武装带的曾钟生气宇轩昂地走进办公室，张国焘马上站起来，像是好朋友长时间没见面似的伸出双手道：“钟生同志，你在前线辛苦了，来，来，来，咱们聊聊！”

　　“谢谢。”曾钟生表情冷漠地回答。

　　“我对你暂时的处理表示遗憾，分局同志均认为南下扩大根据地，功劳是显著的。但鉴于你没有按分局的决定行事，因而取消了你暂时的工作机会。分局认为，如果你认识过来了，还是可以回去工作的，我希望你能谅解。”

　　“我还是不很理解，在我们开辟大片根据地之时又突然北撤，放弃了巩固胜利成果，支援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大好时机。再说，我一直认为，用一月的时间，以兵力不足一师的红军去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吧！我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的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的命令有何不同？”曾钟生据理力争。

　　“好了，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分局会上及军委会上再讨论吧。我想就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的问题听听你的意见。”

　　曾钟生的义正严辞的驳斥使得张国焘哑口无言，他不得不转变话题。

　　“我认为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蒙住了眼睛，许继慎这个人我最清楚不过。1921年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那时就是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分子并在同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也屡建战功。27年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毫不动摇。30年后担任鄂豫皖根据地红一军军长，对红军的建设及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像他这样一位忠于党并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投敌叛变呢？那两封信的事，我认为，纯粹是敌人的挑拨离间，如果组织硬是怀疑，可继续调查，不过要慎重从事，不要因此影响红军将士的士气。”

　　“真是一丘之貉，自身难保，还要包庇他人。”张国焘在心里暗骂道。

　　“好了，今天我们就谈这么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分局及军委会决定在近期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工作，望你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

　　“糟了，革命队伍又要流血了。”曾钟生以为自己在政治上负责后可免除部队的灾难，没想到红军将士也在劫难逃，因此他十分痛心。

　　当晚，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拟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

　　在中央分局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方面都有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

　　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曾钟生同志。在曾钟生同志的领导下，四军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解的，曾钟生同志用家长制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曾钟生同志绝不能再继续担任四军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中央分局的委员陈昌浩做军事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

　　这时，王明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而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则是秦邦宪，临时中央于11月3日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分局的报告和四军的报告以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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