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67)

六七

　　§邓小平失去了“红太阳”后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

　　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革”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革”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邓小平一贯尊重事实），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在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

　　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4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纳入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

　　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6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林彪火上浇油

　　而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则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

　　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林彪与陈伯达分别于10月12日和16日在会上发言后，加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直言不讳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上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路线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暗示会议的主要精神。

　　而中央文革则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转给了他们忠实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的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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