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66)

六六

　　毛泽东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神化”了的地位，“御驾”亲征，讨伐刘、邓，形势急转直下。与会者终于站好了“队”。原来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人，有的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得到了宽恕；有的则被打入“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党，经毛泽东的大字报，又有林彪、江青一伙推波助澜，终于分成势不两立的两部分了。

　　毛泽东贴出大字报的消息不胫而走，这等于向全体中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然，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还是有所区别的。他把刘少奇看成头号政敌，把邓小平看成二号政敌。对头号政敌，要彻底打倒，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二号政敌则先打倒了再说。但却留有余地，以观后效。因为毛泽东知道，邓小平确实人才难得。说不上什么时候，还有启用的必要。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裂痕

　　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是湖南同乡，早在1922年，他们就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被诬为苏区的右倾代表，刘少奇则被诬为白区的右倾代表，一块受到了无情的打击。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我党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提出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使他们成了革命的战友和同志，以往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发生过分歧，但并没有在老战友之间投下明显的阴影。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刘少奇也是赞成批判左倾的。但由于彭德怀同志上书主席，批评了“大跃进”中左的偏向，毛泽东认为是右倾，结果，会议中途转向了批右。

　　刘少奇也只好随着转向。到了1962年，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开始加深了。这个裂痕的焦点，便是毛泽东同志视为我党对马列主义重要发展标志的“三面红旗”。这也就是《炮打司令部》中追溯到的“1962年的右倾”。

　　“三面红旗”是50年代末期的产物。对此，刘少奇是赞成的。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返回了阔别40多年的湖南家乡进行调查。农村一片凋零的景象使他感到震惊和伤心。山清水秀的家乡，田园荒芜，人颜憔悴，“卫星”上天，可人们却饿了肚皮。现实使他陷入了深思。

　　他来到了医院，看望那些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骨肉乡亲；

　　他得知许多乡亲住房被平调，被拆毁，立即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了解决社员住房的紧急措施，并把几户最困难的群众安排到自己的旧居去住，甚至连陈列用的桌子、凳子、炉、锅等也统统分给了乡亲们……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62年1月，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并特别提出：“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些观点显然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同毛泽东的观点不尽一致。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是“自然灾害”为主，“三面红旗”是不容怀疑的。他认定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

　　此后，党中央着手恢复经济，刘少奇鉴于国家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建议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并与周恩来一起采取了一系列非常经济措施以恢复经济活力，其中包括“三自一包”……

　　同时，中央还采取政治措施，对自1958年以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进行重新甄别，予以平反……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时采取的这些步骤，是不满意的，认为是刮了两个风，一是单干风，二是翻案风，这是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严重问题。

　　于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还批评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

　　此后，“文革”的序幕——“四清”运动开始了。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上述举动并没有公开表示过异议。客观地说，在“四清”中，他的一些讲话和指导运动的具体作法也是很左的。

　　而这只被毛泽东认为是“形左”，那么“实右”呢？这就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了。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他与毛泽东同志又发生了新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65年，中央召开的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上，终于激化了。

　　这次会议是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许多一般工作会议他并不参加。但这次他不仅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在讲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时，他强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刘少奇插了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的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时，领导人讲话时互相插话，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此却不能容忍了，更何况，他早已认为刘少奇是右倾路线的代表。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带来了两本书，面容严峻地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结果，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纠正“四不清”作风，变成了党内阶级斗争。

　　尽管刘少奇后来对不够尊重毛泽东专门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却并不认为这是个人之间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按照他后来的说法：“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形势，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他决心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以保住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这就成了酿成一场历史大悲剧的一个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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