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68)

六八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但在宣传这次接见时，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们马上明白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

　　§“工作组”风波

　　在“文革”的特殊气氛中，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一个家庭无疑都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特殊的家族伦理中的延伸。每一个中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别无选择。作为“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家庭成员自然面临着更痛苦的选择。

　　刘少奇结过五次婚，共有九个孩子。第一个妻子何宝珍生有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两男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留下孩子；第三个妻子王前，16岁时嫁给刘少奇，生有刘涛和刘允真一男一女；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后就分手了；

　　第五个妻子就是王光美，他们1948年结婚，婚后生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刘小小（潇潇）。

　　1966年6月1日，康生、陈伯达等人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背着政治局，将其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学校党委和党支部都瘫痪了。运动的对像和目标忽然间模糊了。

　　6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党委扩大会后，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但刘少奇没有捉摸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为了“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制定了“中央八条”为指导。这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举行示威”，……

　　当北京市委把“中央八条”传达给北大师生时，他们哪里听得进去，说“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大字报很快出现在校园里，这种与工作组相抵触的情绪很快传染给了其它院校。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不畏“强权”的队伍川流不息，涌向北大。

　　6月20日前后，由于学校间的相互感染，北京各校的反工作组情绪高涨，39所高校相继赶走了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认为“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

　　从北京开始，逐渐波及到全国的“反干扰运动”在上述思想下开展起来了。

　　6月19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学生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当时中央对清华大学的情况非常关心。正是这一天刘少奇委托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

　　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也正是这一天，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正式进驻清华园，并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王光美到清华园，无疑是不同于一般工作队员的，一般人都把她看作是党中央的触角，是党中央和清华大学的联系桥梁。

　　第二天，工作组得知化九班要召开会议，于是给他们打电话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不知什么原因，王光美没有去，去的是工作组秘书。这使化九班学生顿生疑云，以蒯大富为首的部分学生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将事情公之于众，酿成全校轰动的“电话事件”。

　　大字报责问的是叶林，而实际的矛头却是直指王光美的。

　　当晚，叶林亲自主持召开了“声讨会”，而蒯大富等人毫不退让，矛盾激化了。工作组为了压下这伙人的“气焰”，在王光美的授意下，于6月26日举行了由清华大部处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呼喊了“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口号。清华园里到处伸出“拳头”，击向蒯大富等人。

　　这是王光美在清华园取得的初胜，却不曾想，这正踏进了江青、康生的包围圈，引来刘少奇的杀身之祸和一家人的妻离子散。

　　“反干扰”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据不完全统计，北京24所学校，在20余天里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中央文革频频地把消息传递给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返京，第二天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即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于是刹住“反干扰”的命令，立刻又由措不及防的刘少奇下达。王光美所在的清华大学和张承先所在的北京大学首先执行了。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公开平了反。

　　§女儿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被毛泽东扭转到了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后，不仅使刘少奇、也使他的儿女们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命运。一面是从小一直接受的对毛泽东的权威的绝对崇拜，一面是对生身父亲的自豪和热爱。这是要在党和父亲之间或者说要在毛和刘之间划出一道线来。

　　最早、最鲜明站出来批判的，是女儿刘涛。此时她正就读于清华大学—“文革”中的一个深深的漩涡。她感到了父亲犯了错误，感到了高干子女战友中的巨大压力。每次回家，为了表明要“划清界线”总是和父母讨论“犯错误”的问题，要求母亲检讨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认识，还给父亲提意见。一向沉默的刘少奇说话更少了，但此时却不得不尴尬地向女儿表明自己的态度。王光美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丈夫辩解并向女儿解释。终于那令人心烦的话题，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了，她浑身发抖，泪如泉涌，颤抖地说：“涛涛，你不要再强迫你父亲，你父亲是中央的人，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跟你讲的。请你不要再强迫你父亲了！”她越说越悲，爱夫、恨子之情一齐涌上：“你太没良心了，欺负我们，欺人太甚啊！……如果我们妨碍了你的前途，你就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家来……”

　　此时江青更是瞅准机会，钻了进来，她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份找到刘涛，向她透露了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和最终目标，劝她不要“舍后妈，保亲爸”，“要和家庭划清界线”，还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涛把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及他们所揣摸出的一些问题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于1967年1月3日，一式三份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后来辗转传抄，传遍全国，刘少奇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这样被突然玷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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