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26)

二六

　　不久，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对何孟雄等人进行打击，更严重的是，王明已从中央特科得到消息，知道国民党已打入何孟雄等人内部，却不让特科去告诉何孟雄等提高警惕，却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是有危险的，恐怕已来不及了。

　　后来，王明得知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后，十分冷淡地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是何孟雄等人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随后他把在狱中的何孟雄开除了党籍。当何孟雄等英勇就义后，王明还说：何孟雄等人虽然牺牲了。但对他们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

　　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一步对早就怀恨在心的瞿秋白进行打击。瞿秋白已经写了检讨信，但由于有人找原来的中央领导人谈心，于是王明疑神疑鬼，诬称是“立三主义者和右派企图联合”，并以中央决议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写声明，以“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在重病中的瞿秋白按要求又写了声明书，但王明又用算旧帐的方法，以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1926年—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说瞿秋白在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以中山大学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进行了处分。王明此举是典型的打击报复恶劣行为。

　　王明不仅用组织名义打击持不同意见的高级干部，而且还通过各级组织打击一般干部和一般党员。哈尔滨一个学生党员，因反四中全会被迫写了三次检讨书。有人代表组织对他说：你要是真悔过就去卸警察的枪。这位青年去抢枪，结果被抓走了。

　　为了驱使全党执行“左”倾政策，王明控制的中央不断发出指示，责令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右倾”斗争。用极不正常的手段强迫全党执行“左”倾路线。

　　当时的中央，把一切不符王明“左”倾主张的方针、政策，都戴上“右倾”的帽子，加以反对。在苏区，把不执行“左”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都说成是“缺乏明确阶级路线”，都是“右倾”，要坚决反对。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都做了“左”倾冒险的部署。

　　当时的中央，还对主张争取和中立中间阶级的，均称为“离开阶级立场之机会主义观点”。有的文件把“反蒋各派”成立的广东政府，说得比蒋介石南京政府更坏；有的文件把共产党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派别，统称为南京政府的“走卒”。

　　当时的中央还把矛盾的性质和矛盾尖锐程度混为一谈，从而影响了对“第三势力”采取的政策。

　　如果有人说军阀之间的矛盾尖锐，应该利用，那就被认为是“麻痹群众的警觉”，是“右倾”。

　　§遥控中共继续推行“王明路线”

　　1931年4月后，白区出现了严重的恐怖气氛。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移送南京；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

　　恶讯频传，王明已成惊弓之鸟。为了苟且偷安，他决定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不但生活舒适，还可以借助米夫的帮助，在共产国际谋得一官半职，遥控中央，推行“王明路线”。王明征得了米夫的同意。米夫“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中共党内，他的崇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王明着手进行出国安排。最重要的是物色人选，接替自己的职位，保证中国革命按着“王明路线”运行。于是，“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王明临行前，“再三关照博古，嘱他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可擅自行动，更不能听信他人”。作了如此安排后，王明于1931年10月18日和孟庆树、吴克坚、卢镜如一起，秘密乘日本船从上海启航，于11月7日悄然来到莫斯科。

　　王明到莫斯科第三天，即11月10日，就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执行职责。

　　王明到莫斯科当天，是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11月6日，共产国际针对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表《告各国男工女工，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宣言》，号召人们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三省而斗争。《宣言》的主要内容不是集中力量反对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反对一切主义；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不是为灭亡中国，而是进攻苏联。这些都成为王明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

　　作为“负责中国党的事情”的王明参加制定的第一个共产国际文件是1931年12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指示》。《指示》明确表达了他的“左”倾思想。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作为中心口号，是不讲斗争策略的冒险错误。还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完全忽视了民族矛盾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

　　它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

　　此后，他被破格提拔担任第十二次全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并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又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

　　这一阶段，王明还通过书写文章继续坚持和发展“王明路线”。王明强调：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在王明和共产国际“左”倾思想遥控下，国内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极力推行“王明路线”，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王明路线”发展到顶点。这时，在“王明路线”的危害下，中共在抗战问题上广泛实行“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路线政策”，导致了1933年10月“察哈尔抗战”的失败和1934年2月“闽变”的夭折，丧失了有利的革命时机。

　　直至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斗争下，才结束了这条殃及全党及中国革命的“王明路线”。

　　§迫害俞秀松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乘苏联军用飞机离开莫斯科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与盛世才一起迫害俞秀松。

　　在“中大”时即与王明产生矛盾的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被赶出列宁学院后，在1933年由联共派到伯力作文化教育工作。周达文和董亦湘在伯力工作到1937年被捕，后下落不明。俞秀松到伯力后担任《工人之路》报的副总编辑。

　　这个报纸是远东边区区党委领导下的唯一的中文报纸，是向该地区中国工人介绍国际形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1935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和苏联拉关系，向苏联要干部。

　　联共（布）就从苏联各地的中国同志里面选了25名派到新疆，其中就有俞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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