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25)

二五

　　§过高估计革命形势

　　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发了许多文件，有关于全党工作的，有关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其基本点是：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高估计，因而认为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各地区、各条战线都必须执行；谁对这条路线有怀疑，或贯彻不力，就是“右倾”，就要坚决反对。

　　当时的中央文件，对革命形势与革命力量的发展都作了过高估计。四中全会后发出的第一号《通告》说：“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正深刻的向前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亦日益剧烈”；“在国民党统治的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更将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然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

　　同时中央文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没落程度也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国民党“已经破产”，“正进行垂死挣扎”。8月底发出的文件，认为蒋介石“抵挡不住红军的英勇与群众的威力”，对国民党士兵的觉悟也作了过高估计，并把局部现象推论出全局性结论。中央在给红军及各级党部的《训令》中说：“国民党军队的兵士不愿攻打红军，离营逃跑的日见增多，有投奔到苏区去的，而整队投入红军的事亦时常发生”。

　　因对敌我双方都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于是对整个革命形势也看得过于乐观，以为革命很快就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

　　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对任务的错误部署。

　　当时中央部署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王明一再强调“冲上前去”的“进攻路线”。

　　在“进攻路线”和“冲上前去”的口号下，中央训令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

　　与此同时，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违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作出了“左”的错误部署。

　　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要求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3月21日的中央决议说：“加紧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经济战斗，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5月9日的中央决议要求“在五卅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

　　10月18日的紧急通知说：“在反动统治区域中，党必须准备动员和组织11月7日的罢工与示威”。

　　在中央文件中对工人运动的要求，一次比一次“左”，一次比一次更便于把革命力量暴露给手握屠刀的敌人。

　　关于农民运动的绝大多数文件，取消了农民斗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提出组织农民暴动。

　　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中央文件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要兵不要官”，要求向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说明“只有推翻自己的长官”，“才能够得到士兵群众的真实的出路”。多数文件有急于求成的急燥情绪，不注意长期隐蔽。1931年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士兵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

　　实行所谓“进攻路线”的盲目冒进行动必然遭到主张从实际出发的同志的反对与抵制。然而这些反对和抵制都被王明和当时的中央称为“右倾”，并加以批判。当时的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指示各地“反右”斗争。

　　通过一系列的条件，中央把王明小册子中的理论、原则，具体化为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部署。于是，使处在不同岗位上的党员，都必须按王明“反右倾”的总纲行动。

　　§顺我者上，逆我者下——书记大换班

　　为了使中央制定的文件变成全党实际行动，王明与当时的中央提出了“系统”改造党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实行顺我者提拔、重用，逆我者打击、斗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派“中央代表”等指导、监督地方党组织。

　　对听话的干部，王明则是“大胆重用”，授以大权。陈昌浩、李竹声、潘问友等都是他向中央要到江苏的。这批干部一到，王明就把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都作了调整，由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曦到沪南区委，等等，而原来的区委干部，有的撤职，有的调动，有的甚至不发生活费。

　　这种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是在“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总口号下实施的，是“系统”改造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提拔干部方面，当时的中央特别强调工人成分。“一开始便马上拉到领导机关负重要的领导责任，结果不能胜任他的工作”，又配备一个秘书长指挥一切，形成“秘书长专政”。目的就是撤掉那些怀疑、抵制“左”倾错误的人，换上执行王明“左”倾主张的人。

　　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包括两个措施：

　　（一）向各苏区派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构；（二）实行巡视员制度。中央文件说：为了“最高限度”地加强苏区的领导，“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中央的成分”。根据这项决议，中央先后派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等等。中央给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极大的权力：“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中央在派出代表的同时，还赋予代表机构和代表的任务：“必须立即改正”各苏区在政策上“所犯的错误”。所谓“改正”各地“所犯的错误”，事实上就是推行“左”倾政策。中央往哪个苏区派中央代表早，哪个苏区的中央代表贯彻“左”倾政策有力，那里的损失就越大。

　　关于巡视员制度，《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是中央的“全权代表”，“对中央须负绝对责任”。要传达“国际和四中全会以后，中央一切决议案特别是最近的决议案”，找出当地“工作中的具体缺点和错误”，予以纠正。“在组织上，巡视员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于是，就使巡视员凌驾于各地党组织之上，成为“太上皇”，可以强制推行以王明小册子为基调制定的一切“左”倾政策。

　　由于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及“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便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王明“左”倾错误主张在全党的逐渐推行。

　　§开展“反右倾斗争”

　　王明和“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中央，把“反右倾”斗争，把打击所谓“右倾”干部，作为推行“左”倾错误主张的主要手段。

　　四中全会后，王明利用他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职，首先在上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宣称上海党组织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时，先要集中力量反对何孟雄等人；要把这一斗争和反对罗章龙的斗争结合起来。他诬蔑何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是江苏省委的主要危险。他严令大家对何孟雄等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求各区委把这一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及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还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人组织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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