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谁主沉浮(27)

二七

　　到新疆后，俞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等职务。俞秀松作风正派，又团结群众、干部；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工作很有成绩，威信极高。

　　老牌国民党反动分子邱宗璿，是盛世才的岳父，在伊犁河任警备司令，贪污盗窃，抢劫民财，民愤极大。俞秀松知道后非常生气，亲自找到盛世才，主张严肃处理。盛世才无奈，只得组织调查团调查。因为证据确凿，邱被撤职。百姓拍手称快，但俞秀松却因此而遭盛世才忌恨。加上俞秀松在新疆的威信越来越高，使盛世才感到害怕。于是就想除掉俞秀松。

　　但俞秀松是在他的要求下，苏联正式派来的，他也不敢轻易动手。

　　此时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在迪化见到盛世才。王明以“可保证得到苏方更多的支持”，“可以从延安派人来新疆帮助盛工作”为条件，向盛世才提出：“必须肃清此间（指新疆）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世才不知哪些是托派，就把苏联派到新疆的25名干部照片，拿给王明、康生识别。

　　王、康当即指示，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王寿成（即俞秀松）、保安局长张义吾、副局长任岳夫妇、处交办事处长万献廷等均是托派。并指出这些人应立即关押，就地处理。

　　结果，从苏联派去的25名干部，除一人外全部被捕。

　　王明、康生离开新疆时还说：对俞秀松等人的问题，由我们直接给共产国际反映，以配合苏联正在进入高潮的肃反运动。

　　盛世才捕了人，不敢“就地处理”。便把事情经过向苏联总领事馆和盘托出，领事馆报告了莫斯科。莫斯科调查组经过调查，认为俞秀松等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反革命活动。他们既由苏联派来，应由苏联调回复查，不能就地处理。1938年4月，俞秀松、万献廷被送回苏联，其他人均被释放。

　　王明、康生到延安后，一面向共产国际写信，一面公开发表文章。康生在1938年2月8日出版的《解放》第30期上，发表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说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陈独秀最好的干部”。

　　王明、康生的信和文章，不能不影响苏联对俞秀松等人的处理。

　　与俞秀松一起被送回苏联的万献廷，1958年回国探亲，对曾在新疆工作的赵云容说：他和俞秀松是同机飞回苏联的。

　　到莫斯科后，两人便同时下狱。在审问万献廷时，问他是否反对王明。万说，他反王明，但没在旅莫支部呆过。结果，被流放到北冰洋一个煤矿的劳改营里做苦工，几年后才放出来。

　　而俞秀松，在审问他时，他承认自己反对王明，而且在旅莫支部，结果受到重刑。开始还听到他受刑时的惨叫，后来声音渐微，再也听不见了。俞秀松是在监狱里受重刑致毙的，时间大约是1938年夏。

　　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的被害，使王明10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宿愿得偿，但却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和干部。

　　§王明回到了延安

　　在莫斯科的6年生活中，王明住洋楼，吃面包，喝啤酒，年仅33岁的他已发胖起来。

　　王明等人回国受到了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1月29日飞机抵达延安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抗大学员、延安各界群众都到机场欢迎王明一行。走下飞机的王明又矮、又白、又胖，与高大的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发表了“饮水思源”的欢迎词，说：“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在机场，王明讲了话。回到延安那天晚上，毛主席请王明、康生吃饭。后又在陕北公学大院，由毛泽东、张闻天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因为共产国际此时虽已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对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十分担心。

　　中国抗战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以减轻苏联压力，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共同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极大支持，但苏联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是把中国抗战的成败系于国民党身上。

　　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由于有了英、美和苏的援助，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也能拖住日本。因此，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恼蒋介石，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会使蒋介石不高兴，由此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拖不住日本，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境地。因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破裂统一战线，应当服从蒋介石统一指挥。

　　王明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一意图十分了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王明无条件服从这一政策十分放心。因此，派王明回来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不使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影响蒋介石的抗战，便成为王明回国的重要任务。

　　§朱仲丽的回忆

　　王明回国前夕，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会见了王明。当时在苏疗伤的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见。

　　关于这次召见，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这样写道：

　　听说斯大林同志召见，稼祥同志的心情十分激动，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到斯大林同志了，他不顾素来不喝酒的习惯，和尼古耐夫各斟满了一杯葡萄酒，为祝贺能有这次会见，祝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热烈干杯。

　　当晚11点钟，稼祥同志刚要就寝，尼古耐夫突然闯了进来，对他说：“今晚你必须迟睡觉了，斯大林同志就要召见，我们坐着等待消息吧。”

　　今晚？时间来的太快了！“今晚我以兴奋的心情去拜见苏联人民爱戴的、全世界人民尊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我很幸福。”稼祥同志按照国外不可缺少的礼节，向尼古耐夫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嘀铃铃”，电话铃声响了，尼古耐夫迫不及待地冲上前，一把把电话筒抓起来。只听他回答说：“是的，11点半，懂了！

　　好！”放下话机，他抬手看了看表，兴奋地对稼祥说：“11点半见！11点半见！现在还有不到半小时，11点一刻准备好汽车，一刻钟就能到克里姆林宫。”说着，他已经拿起大衣，向着稼祥大声说：“我先到停汽车的地方等你！”

　　稼祥急忙整理衣装，他把一件熨平的白衬衫穿上，又整理了一下外罩的西装，匆匆忙忙对着镜子照了照，接着刷亮了皮鞋，便赶紧往外走去。

　　这次被接见的共有四位中国客人，王明是其中之一，他显得踌躇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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