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76)

七六

　　的确是这样。任弼时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画像上。他经常到中山路党组织的秘密处所，向大家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新的工作。当时，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强令举行全国总暴动，确定南方由李富春负责，长江一带由任弼时负责，准备实现红军会师武汉。面对这样的指示，任弼时心情沉重，疑虑很多。他在这间小楼上，和同来负责长江局军事工作的关向应一起研究怎样对待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对反对派决不让步，但是也不要轻易举行罢工等斗争，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要注意观察形势的变化，善于应付复杂险恶的环境，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顺利地开展工作。任弼时十分紧张而忙碌，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墙上挂了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每天，陈琮英扫去上面的灰尘，可就是没有把它画完。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个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先把坏名声传出去，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灵地做了解释，房东“哦”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从自己丈夫的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妻子的话，引起了任弼时的深思。他用手抚摸着那张未完成的人像画，想了很多很多。苏区来的一位同志被捕，帅孟奇、贺诚失去音讯，还有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害……而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却要进行总暴动，这不是白白断送革命力量吗？他考虑了一会儿说：“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点了点头，但又不无担心地问：“如果真的来很多画像的人，怎么办？”“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这办法很灵。画像馆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之后，果然有不少人前来画像。还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而任弼时，又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工作。就这样，不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奇怪的画像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居然安然无恙。

　　陈琮英伴随任弼时走完了一生的革命岁月。

　　§率“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

　　早在1930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4次讨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那时，任弼时被指定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正式成立，任弼时是9名成员之一，但他仍在上海。当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3人。

　　直到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对于苏区中央局已正式成立一事尚未得到正式报告。2月6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增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以加强理论宣传工作，得到同意。在会上还决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4人为常委、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管组织，王稼祥管宣传，毛泽东管军事。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派顾作霖为团中央代表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提议，第一批去苏区的同志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此议获通过。于是，便有了“中央代表团”。

　　这时，赣西南苏区发生了“富田事变”。为处理“富田事变”，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前往“全盘解决”，并委托任弼时代表中央起草一信。2月23日，任弼时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的信件发出。信中告知：中央已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未到以前，从总前委起直到各地支部，所有组织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正式决定，“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并立即动身前往苏区。

　　中央当时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赋予如下使命：一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除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一项外，其余几项很快完成。从1931年5月开始，任弼时等不再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开展工作，而是参予苏区中央局正常的领导活动。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代表中央，并明确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

　　于是，苏区中央局与“中央代表团”职能合而为一。

　　§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上，任弼时等人尽管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但客观上全力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训的决议》里，任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并对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给予了诸多批评。

　　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于同年4月、7月和10月，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中央后来虽没同意，但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支持。

　　在军事上，任弼时、王稼祥等人支持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1931年3、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激烈争论。经过半月的争论，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给予积极支持。

　　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又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5月24日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之中，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负责领导战争和前方所有工作，而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其他成员则留于后方工作。6月中旬，又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于是，就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这个决定，也是得到任弼时等人支持的结果。

　　任弼时等人提出“以毛代项”的主张，支持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0月下旬，临时中央复电同意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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