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77)

七七

　　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任弼时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关于土地斗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富农路线”加以批判。但无论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在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都支持毛泽东“按人口平分”的主张。直到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在复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仍认为“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

　　§调任湘赣省委书记

　　此时，一件意外的打击向任弼时袭来。陈琮英在上海被捕。就在任弼时3月离开上海一个星期，陈琮英生下女儿任远志。6月，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琮英抱着襁褓中的孩子，被关进了潮湿阴暗的牢房。

　　消息从上海传到中央苏区。同志们都为陈琮英和孩子担心，也为弼时担心。

　　12月，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特地来看望弼时，他关切地问：“琮英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任弼时摇摇头，说：“不要紧，她会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信任地点了点头，并再次和上海党组织联系，指示中央特科尽快设法营救。

　　1932年初，上海方面来信了。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陈琮英和孩子已安全出狱。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好！让她马上到中央苏区来！接着，他又指示给陈琮英发电报。陈琮英接到电报，把孩子送回老家，只身来到中央苏区。

　　陈琮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她的工作和生活，说：陈琮英同志是可靠的，安排作机要工作吧！

　　这时，任弼时与周恩来同住在长汀的一座小楼里。周恩来一有空就来看望任弼时与陈琮英，任弼时十分感动。他对陈琮英说：“这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

　　不久，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搬进江西苏区，“左”倾路线在苏区占统治地位。1933年5月，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执行政策不力，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便派他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为革命保存了伟大力量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完全陷入被动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处在彷徨中：既想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与敌人拚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此情况下，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受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联系，以共同北上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按中央中共、中革军委7月23日《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任弼时任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红六军团领导人、军政委员会委员萧克、王震一起，领导湘赣苏区广大军民进行转移准备。8月7日，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开始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80天，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多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重重困难，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和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时，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刚结束艰苦的反“六路围攻”，又准备应付敌人的“川陕会剿”。

　　任弼时纵观战争全局，十分明确自己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说：“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两军会师的实力共7000多人，又处在不巩固的黔东苏区，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任弼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他知道，首先必须搞好两军的团结与统一。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贺电，并作了当时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还特意把贺龙介绍给六军团指战员，他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对贺龙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为加强两军团结作出了表率。之后，中革军委任命贺龙、任弼时为红二军团军政首长，统一领导二、六军团，始终强调两个军团的团结。正如贺龙评价的，“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

　　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但任弼时等总观当前形势，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个军团暂集中行动，发动湘西攻势，这一正确决策，对之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彻底纠正夏曦错误方面，任弼时起了很大作用。夏曦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兼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政策，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议、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使红三军实力锐减，濒临绝境。贺龙曾描绘两军会师时的红三军：“那时，红三军的情况如同东北流亡歌曲一样，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只剩四个党员，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

　　贺龙等很多干部曾与夏曦作过多次斗争，但夏曦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与党中央也失去联络，无力解决。任弼时知道这些情况后，即以高度责任感，大力支持纠正夏曦错误。在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占领永顺后，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及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错误，进一步加强了红二军团建设，任弼时还与萧克、王震联名向党中央及军委系统报告了夏曦的错误，“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肯定红二军团成绩，指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任务。1934年11月16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又一次指出夏曦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和军委，决定组织湘鄂川黔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贺龙任主席，任弼时等任委员。这对贺龙等的正确意见，是极大的支持，同时为两军团共同行动确立了正确领导。

　　1934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央红军处在湘江战役前后的严重困难时期。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发起攻势，首战龙家寨，歼敌两个旅大部，威胁湘敌侧背；继沿沅江东下，占桃源，围常德，又击溃敌军3个团，震动长沙。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并急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第十九、第六十二、第十六师兼程回援常、桃，在江西的敌军第二十六师亦奉令驰援常德；鄂湘川边区“剿共”总司令徐源泉为求自保，不顾蒋介石要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指令，将3个师另2个旅陈兵于湘鄂边。二、六军团的行动，“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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