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75)

七五

　　兰普逊与杨登瀛过从甚密，听了杨的话后，说：“是你的亲戚，好说，回头把他放了就是。”

　　酒席宴摆的第三天，任弼时被放了出来，当他与陈琮英见面时，已形同两人，只见他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背被电击成的洞，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陈琮英抱住任弼时，泪珠儿不由得滚了下来。

　　§任弼时的“童养媳”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姻缘可谓“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琮英却非一般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与原配夫人陈氏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即逝。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琮英12岁便来到任家当童养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不久，陈琮英也到长沙北门外一个小袜厂当童工。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看望陈琮英。陈琮英总是尽力弄一点好吃的饭菜给任弼时。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以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钱，合1000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1000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经济上的这种窘迫，瞒不过陈琮英的眼睛。为了资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省吃俭用，一个一个铜板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患难之中缔结起来的。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陈琮英，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琮英。但陈琮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陈琮英是个倔强的姑娘，她不愿意这样长期求人念信，更不愿他的来信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自己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的这个文化，加之任弼时赴莫行前给父亲的家书中曾特写道：“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琮英疲惫、消瘦，但却磨练得她精神充实，意志坚强。她日夜思念、惦记着任弼时。就这样熬过了4个春秋。

　　1924年8月，任弼时返回祖国，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到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工作。

　　任弼时原本打算亲自回乡看望母亲，接陈琮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等任弼时从北京回来，组织上已托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望着陈琮英，任弼时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1926年春了。自从1920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始，他们一别已近6年。当年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当年袜厂的小童工，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琮英的是神秘和陌生。不同变化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空，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看不习惯。尤其使她不习惯的，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鱼鲠在喉。任弼时知道了陈琮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沉而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是年4月初，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陈琮英担任了党的秘密交通，并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弄，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肚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冷大饼，将几张报纸插进口袋，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琮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任弼时第二次出狱之后，组织上考虑他已两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难办了，因此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于是决定让他到武汉去，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

　　当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都先后在这里牺牲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有先烈们的鲜血！还有许多同志失去了联系。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而叛徒、特务的活动却日益猖狂，街头巷尾到处贴有政府的“通缉令”，车站码头经常有鬼头鬼脑的便衣特务出没。

　　任弼时化装成画师，提着小皮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声嘈杂的汉口码头。前来迎接的同志把他们领到党组织的秘密处所——中山路一家西药店的楼上。药铺主人叫贺诚，他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本来给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但任弼时认为：那里倒不一定安全，还是钻到敌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便于隐蔽。于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条热闹街上，出现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住在这里一个小楼的楼下。房东很快发现，这个画像馆很奇怪，既不画像，也不挂牌子，好像根本不准备接待来画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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