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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1974年:反潮流

  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嘞),
  三大革命打冲锋(哟嗬)

  ——电影《决裂》插曲

  1974年的初春,中学生像“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又造起反来。几乎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的玻璃窗几乎被砸烂个精光,教室的桌椅板凳也砸坏不少,在这群患了政治甲亢症的学生中;我们13岁的小英雄黄帅由几篇日记开始,不幸成为70年代反潮流的象征。后来人们也原谅了黄帅,她毕竟是个孩子,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是个天资聪颖、有好学精神的孩子。黄帅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女学生,她所道出的,不过是对学校里的某种现象的苦闷心情,师生之间的日常冲突,按理说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70年代里学生们的歌谣:“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究竟谁怕谁……师道尊严一定灭亡”和全国教育界的一片沸腾,使得这个并不懂得世道险恶的女孩子一次次拨弄好自己的红领巾,被上层人物一次次召见。谁也没有想到,几篇较有个性的日记,会使教育界失掉了最后一层体面,教师的凛然和威严,在红小兵的小拳之下已破碎不堪,踏着这些碎片,黄帅越发显得像个“革命小将”了。虽然黄帅形象及其所谓的“黄帅”的日记,事后证明是有人故意推波助澜,但对于当时既成的“英雄”事实,不辨真假的小学生也只有顺势而为了。

  黄帅现象引发的社会震荡绝不是70年代的孤立现象。如果说当初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索要的是一种纯洁的权益,那么,更多的成人对权益分配的不满,则是出于弥漫于这个时代的普遍的怨恨,1974年怪诞的社会风景,使人心变得更加无常。

  在历史的某个时期,人性的自觉本来是自我拯救的一个心灵起点,尽管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罪孽中拒绝文化的历史积淀乃至达到拒绝文明的程度。但在上山下乡后,他们仍然感受到农村的落后陋习,比红卫兵自己更排斥文明——或者是现代文明之风还未能吹到农村。王安忆曾悲哀地说:知识青年不仅没有给广大农村带来“知识”的春风,相反,中国农村的愚昧像汪洋大海般地吞噬了他们。面对农村经济、文化、人民觉悟的落后,红卫兵(知青)难以忍受城乡之间的文化反差,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但面对70年代恢复的旨在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素质的高校招生制度,以张铁生为典型的少数“知识青年”,终于开始了命运的大逃亡。

  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区1968年下乡的知青,恢复招考后,开始萌动求进的想法了。在政治亢奋时期过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在农村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一心一意想上大学,并以此为契机,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公社一级的文化考察,张铁生以一剂偏方(给领导写信自我推荐)通过了考试,在兴城区文化考试中,他遇到了难关,其实这考试是开卷考试,考题也不偏不怪,比如“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等老生常谈的内容。无奈张铁生天资不足,也未曾下过悬梁刺股的功夫,加上当时既要作政治的先锋,又要作学院淘金者,实在鱼肉熊掌不可兼得。结果张的语文考了38分,数学得61分,理化仅得6分,几乎等于交白卷。眼看升学无望,张铁生又亮出一剂偏方,在理化卷的背后给领导写了一封牢骚满腹的信,不想竟得了个满分。

  尊敬的领导: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干自己的本
  职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
  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
  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实
  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
  考试被他们这帮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
  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
  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
  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说些什么,总觉
  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动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工作所排斥了,代
  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知道的,
  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两
  天的复习的时间,我是保证把它答满分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都清
  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
  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生之中,能对我这个
  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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