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37)

三七

　　§1955年：风萧萧

　　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
　　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这
　　才比以前数百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够取得了
　　的胜利，我所分受到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
　　深地感到了内愧。

　　——胡风上书毛主席、党中央的话

　　刘震云小说《官人》介绍某副局长的履历，提到“他在反胡风运动中掉过队”，所以这位抗战时便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便一直郁郁不得志，到了退休还是个副局级。宦海沉浮，什么事情都可能使人“掉队”或“站错队”，但作家用胡风事件来解释一位副局长的仕途坎坷，却是令人生疑的。因为历史上胡风事件的始末，究其详情，有太多大烦琐的文艺概念，太专业化，牵扯的文艺界人士的误解和内疚也不少，所以，如果说明风事件使得某位文艺界领导“掉队”了，也许更能令人信服，假如将胡风同一位农村干部联系起来，阐明历史的乖误和人生的不测，按照《文学概论》上的话说，未免有点不够“典型”了。

　　胡风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名人，但却不是因“论主观”、“五把刀子”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而出名，而是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毛泽东的序言和按语而出名，不管怎么说，这应该是胡风的悲哀。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这本材料断定，“（胡风）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三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措辞之严厉、定性之鲜明，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失色。几十年以来，胡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在批判胡风运动的一幅宣传漫画上，无产阶级的巨手将胡风及其派系连根拔起，舒芜、路翎、阿垅、贾植芳、张中晓等胡风分子丑恶的面孔从泥土中露出，显得惊恐万状。这是共和国历史文艺界的第一次肃反，它不仅压灭掉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声音，而且由此而来的机关肃清反革命运动使得1955年的空气变得肃穆起来。

　　今天读到胡风当年的三十万言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人们会发现胡风及其战友在文风上的奇怪之处。如本章题记中摘引的胡风致毛泽东的信，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胡风顽强地使用着一种同现代汉语规范文字有所距离的语言，急促、张皇，甚至有些不通。这并非完全因为当时作者心境的原因，胡风一贯如此，他的语言风格既不同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主流文风，也同伟大导师鲁迅的语言习惯大相径庭。在全国群情激愤讨伐罪恶的“胡风集团”时，人们也许已经认定，胡风、路翎等人的文学语言特征就是一种反革命的语言特征。然而，有理由认定，胡风坚持的是一种由蒋光慈、柔石开始的“普罗”文艺语言，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作者的一种独特嗜好，并不存在特别的暗示。但我们今天读到它，仍然有一种抑郁的悲壮的感觉。使用“普罗”文艺语言的中国作家们似乎命中注定有着不祥的人生，从胡也频、柔石到王实味，从胡风到路翎都是如此，总是沉浸在与旧势力毫不调和的斗争幻觉里。

　　40年代末出版《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在国内革命战争风起云涌之际，仍然在小说里追忆着“民主社会党底革命实践”，难怪他建国后的作品总显得不合时宜，写一篇被批一篇，《洼地里的战役》、《战士的心》、《你永远的忠实的同志》等等，都被批得体无完肤。路翎因胡风事件受迫害几十年，默默无闻地在街道上做清洁工，以每月的十多元的“清洁费”维持生计，过着一种贱民式的悲惨生活，并患上了轻度痴呆。路翎获得解放以后，又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状态。在长期同文艺创作无缘之后重获言说自由的人，突然发现他年轻时所为之牺牲的理想信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古旧的事物，这确实是一种命运的悲哀。路翎今天仍在勤奋地发表着言论，但人们同样感觉是那样的倔强、古旧、陌生。舒芜也是如此，他发表的有关“白居易是老淫棍”的批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一个以《论主观》而闻名的文艺思想家，在迟暮之年居然研究起白居易的“花边”，这是令人嗟伤不已的。

　　更令人嗟伤的是这场文艺悲剧本身。包括胡风的论敌在内，都没有想到论战会导出共和国文坛的第一大冤狱，并且直接引发了肃反运动。胡风于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被判处重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每上诉一次，便被加刑一次，直至文革开始，胡风的刑期已变成无期徒刑。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一年以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育、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单纯就1955年的文艺思想斗争而言，它虽然造成了文艺界内的某种恐怖气氛，但是，平心而论，并没有阻止文化界人土的探索。胡风所栽培、扶植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如艾青、田间、张天翼、欧阳山、端木蕻良、艾芜等人，仍然活跃在50年代的文坛上。而广大文艺工作者为之欢呼雀跃的“双百方针”，恰恰是在胡风横遭牢狱之灾后的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所反对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也是胡风以自由和荣誉为代价竭力加以反对的，“双百方针”提倡的“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又是胡风毕生为之奋斗的自由原则。

　　然而，正因为胡风事件并未造成50年代中国文艺的凋零，才更加映衬出胡风等作为个体的可悲和寂寞。鲁迅当年感愤地说：学潮胜利了，但没有人去理会被开除的大学生冯省三的命运（见《热风·即小见大》）。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而拿破仑的革命却不承认它是继承了雅各宾派思想的精义。胡风下狱了，在百花齐放的欣喜气氛之中，还有谁能去真正关注一下为新中国文艺“热烈地战斗”过的寂寞斗士呢？集体的强大与个体的渺小，会增加个人命运中深厚的悲哀色彩，这个规律的残酷，大约古今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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